显影｜“离职博主”法务风云录

“1500万元”，是张荣凯估算这两年帮助劳动者从各大公司争取到的经济权益。

自2023年3月成为一名“离职博主”以来，他估算已给超600名劳动者提供职场咨询。仅今年1月至11月18日，在他小红书店铺里购买咨询服务的便已达到320人次。

近几年，职场领域的自媒体账号呈现井喷之势。其背后一方面是互联网等行业的大公司从快速膨胀期进入结构调整期，不少员工离职，劳动关系纠纷日增；另一方面则是“白领”对固有的、曾被推崇的职场结构、职场文化的大反思。

在张荣凯看来，自己虽然是一名“离职博主”，但目前市场上和他相同品类的自媒体人几乎没有。他的工作重点不仅仅是吐槽职场不公、揭露职场内幕，更多的是为这些劳动者提供法律层面的咨询和支援。

“中国的法律法规条文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在全球都已经处于一个非常领先的地位。但第一，很多人对（法律）流程不了解；第二，如果你不去主张自己的权益，很少有人主动保障你的权益的。”张荣凯发现，在很多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去法院打官司终归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非到万不得已都不会真正走法律途径主张自己的权益。

张荣凯在自媒体账号介绍中把自己定义为一名“打官司爱好者”，某种程度上正是想帮劳动者克服这种心理，“我一进法院，就跟回家了一样”。而事实上张荣凯并非一名法律执业者，甚至没有系统性地学过法律专业知识，但他走上法律咨询这条路，却似乎是必然。

“我姥爷是法官，我妈妈退休前也是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庭的法官。我从4岁开始，就跟着我妈一块去上班，一直到初中三年级，寒暑假都是在法院过的。我妈在那审案子，我就在旁边听着。”

除了家学，张荣凯认为自己的性格也是走上今天这条路的一大原因，“从小别人欺负我，我肯定都得打回去，而且谁强我就跟谁来（打）。上高中后不打架了，但是你要欺负我也绝对不行，那是不可能的”。

和大多数“离职博主”的经历类似，张荣凯曾是一名互联网大厂员工。正是这段工作经历中的坎坷，重新唤醒了他的斗争性格。

“我是2019年7月入职的某互联网大厂，在天津这边做审核工作。”张荣凯回忆，起初的工作经历还是比较愉快的，“2022年，部门换了一个领导，第一次开见面会，上来就说自己搞降本增效的经历，我当时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后来要把我们的固定工资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浮动绩效，要重新签合同。我就不签，我还告诉其他的员工也不要签。”

“有一次领导找我谈话，跟我说找了一个更好的岗位，推荐我到那儿去，但是这边组内流程还没走完，让我先把之前的绩效拆分协议签了。这种话术，别说我已经上了10年班，我刚大学毕业都骗不了我。我态度也非常强硬，不签。”

2023年1月11日，张荣凯收到了公司的“最后通牒”，“大概意思就是说你这边必须要同意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必须要同意 N+1的补偿金，如果不同意，就通知公司法务启动单方面解除的程序”。

“很多人不理解我，觉得公司给N+1已经是莫大的赏赐了，为什么我不同意。”张荣凯解释道，“在被开除之前，我看抖音、快手、微信上有一些博主，不管是大公司的还是小公司的，要不就是被拖欠工资，要不就是被直接开除。他们特别迷茫，特别痛苦，特别无奈。当时我就觉得，怎么每个人都这么惨呢？有一天我要是被开除了，我可不能就这么忍气吞声，我得当偶像派。”

2023年2月1日，公司把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摆在了张荣凯面前，他拒绝签字，并自此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劳动仲裁和法律审判，“从2023年的3月份一直打到2024年的3月份，打了整整一年，一裁两审最后结束，判了个2N加年终奖。”

“其实大众认知的裁员，还是以协商为主，就是双方聊聊，给你N+1行不行，或者给你多少行，双方能聊就聊，聊不了员工回去接着上班。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员工第一次固定合同到期，公司不跟他续签了，不需要征求同意，正常支付N或者N+1的补偿金即可。但是很多公司好像忘了什么叫协商解除，协商就是得你同意我也同意。”张荣凯补充道，很多公司开除员工的理由其实非常牵强，比如“破坏工作气氛”，还有最常见的“不胜任工作”。

在他看来，不胜任工作是很难定义的，“从法律层面证明一个人不胜任工作太难了。之前有一个互联网大厂的同学，做美术设计的，他说他被PIP（绩效改进计划）了。我说美术设计怎么PIP？梵高、莫奈、毕加索，他们谁画得好，谁画得不好？文无第一，这个东西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

张荣凯还发现，一些公司开除员工的证据本身就存在违法的可能，“我看到过有员工因为虚构房屋租赁合同，骗取公司租房补贴被辞退。通报里写，经核实，该员工在该租住地点每个月租住不足5天。我的第一反应是，在一个地方一个月租住不足5天，公司是怎么知道的？是找人跟踪了？还是手机软件带定位了？”

被裁员后不久，张荣凯在互联网平台写下了自己的故事，“市场反响还挺好，上来就挺火的。每天可能新增50到100人关注，下面的评论有时候我都回不过来”。张荣凯回忆：“有人问PIP这个事怎么处理比较好？有人问正式员工转外包这个问题怎么处理比较好？有人开始向我约稿，我就开始写。”

从2023年6月份开始，张荣凯把自媒体当作一个副业来做，“起初我不收费，后来一看既然有这种需求，那就收点，人家也看着给。这个事相当于是一个双向选择”。2025年1月，张荣凯在小红书店铺正式上线了自己的职场咨询服务，1V1咨询60分钟，收费150元。

某大厂员工任斌从前同事口中听说了张荣凯的故事，开始关注并找他咨询。作为一名在头部互联网大厂摸爬滚打了十多年的资深“打工人”，任斌截至今年之前的工作经历都还算顺利，虽然也遇到过部门调整裁员，但都顺利拿到补偿并在离职前就找好新工作。不过，已年近40岁的他发现今年情况有所不同。一方面，行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少公司的招聘本来就在收紧，以他的年龄、资历，想找到更好甚至仅仅是同等薪资的工作，几乎是天方夜谭；另一方面，自己所在部门的业务、人员却在不断变动，还实行了一个月期限PIP等诸多措施，“整个团队和我平级的同事一半都离职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

可任斌不想走，今年刚刚晋级为奶爸的他，经济压力陡增。焦虑中，他找到了张荣凯，“他一直鼓励我，扛住公司给的各种压力，不要轻易辞职或签任何协议”。任斌觉得：“法律层面的咨询倒在其次，关键是能顶住公司给的各种心理和言语上的压力。很多人和我一样，从小学习、长大工作都是被周围人认可的，现在一被公司否定，心态就崩了。”任斌自认这方面多亏了张荣凯。

在张荣凯看来，一些公司在招聘的时候，招人的画像就是那种品学兼优，各方面背景都非常好的员工，“这些人往往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就是他们从小到大都是好学生，听不了负面的评价，比如说你能力不行，业绩也不行，要给你一个很差的绩效。这些本来是非常主观的评价，但他们真的很上心，一些人甚至接受不了这种事情”。

“我常常跟这类人说，成年人的世界没有什么好绩效与差绩效。无非今天用得着你的时候，你就是好绩效；明天你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价值，或者说我找到了更便宜的替代品，你就是差绩效。”张荣凯进一步解释，“很多员工，同样的敬业程度，去年就给他一个很好的绩效，但放到今年，他有可能就是一个差的绩效。”

在张荣凯的开导下，任斌熬过了公司对他施加的压力，一直挺到通知他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2025年10月31日，任斌去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仲裁委员会递交仲裁申请，张荣凯专程从天津赶来陪他走完整个流程。“有个人陪你走这个流程很重要，不然还是很怵仲裁、打官司的，有人带着你做这些，心里会踏实很多。”任斌解释说。

由于张荣凯并没有律师资格证，在劳动仲裁或法庭审判现场，他只能以旁听的身份出席。不过在他的客户看来，陪伴同样重要。王女士（化名）已经找张荣凯咨询劳动纠纷事宜一年多时间了，她觉得张荣凯“更像一个朋友，一个能在法律方面提供专业意见的朋友”。在王女士看来，律师当然更专业，但是他们的思维模式往往需要转换和“翻译”，张荣凯扮演的就是这样的角色。

“我把这个当一个事儿。”张荣凯补充道，为了提供更专业的法律服务，他也找了专业律师合作，如果客户有需求，他就会推荐律师接手代理。“和律师合作，我也收返点，我们叫案源介绍费，但其他的法律咨询公司可能是把这个活卖给律师，然后就不管了，我的每一个客户，我都会跟到底”。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跟进到底的精神，让张荣凯在客户中积累下了口碑，甚至他前同事的父亲窦先生——一名即将退休的传统企业工人也找他咨询，“我女儿给我推荐的”。对窦先生来说，一方面，张荣凯的陪伴给了他很大信心，毕竟在他这个年纪因为劳动纠纷对簿公堂的人少之又少；另一方面，在张荣凯的指导和建议下，他一个人出庭应对二审，并最终胜诉，省了一大笔律师费。

不过在互联网上当偶像，也有不少风险。因为对前领导的一些公开言论，张荣凯被起诉损害其名誉权，最终被判败诉，公开道歉。

今年，张荣凯有点忙不过来了。

“业务的增长是从今年3月份开始的，天天忙不过来。口碑这个东西一传十、十传百，经常会有别人给介绍点客户。”据任斌粗算，单他就给张荣凯介绍过五六个客户。

有人建议张荣凯干脆做成法律咨询公司，这样能做大赚钱，不过他却拒绝了，“这和我的初衷不同”。

在张荣凯心里，他还是希望自己能成为离职圈的“偶像”，“这个圈子没有这样一个人，我希望自己成为第一个”。同时，他很警惕圈子里的一些“碰瓷”式上班的人。现在有一些人故意找劳动合同有漏洞的公司去应聘上班，然后工作很短一段时间就和公司打官司赚取赔偿。“我还是希望人不要钻空子学坏，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些年接触的案例多了，张荣凯也称有时候“虽不赞同，但能理解一些公司的做法”，毕竟公司要盈利。

以张荣凯的经验来看，部分劳动纠纷频发的大公司，相比之下在遵守《劳动法》方面已做得较为规范，基本上能按时按量缴纳五险一金，如果官司败诉后，也肯定会按时支付补偿；而有些卷入劳动关系仲裁或诉讼的中小企业甚至“打着打着就没了，或者老板变成‘老赖’了”。

“打劳动纠纷官司最重要的是拿到钱，赢了官司拿不到钱，那都白搭。”张荣凯补充，“如果从互联网大厂、外企或高科技企业出来之后，能去一个差不多的公司，或者自己创业，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离职的，或者双方协商拿钱走人。”

对劳动者来说，打劳动纠纷的官司最大的成本其实是时间。

据张荣凯估算，仲裁、一审、二审一套流程走下来，至少得一年的时间。很多人上有老下有小，经济压力很大，还得抓紧时间找工作，根本拖不起。

任斌对此也深表认同，他之所以愿意花费巨大的时间成本和公司“斗”到底，一方面是自己尚有一些存款，也不准备再进入职场找工作；另一方面和张荣凯类似，他希望自己的经历能成为处在迷茫期的劳动者的参考，也呼吁大家都能勇敢站出来，合理合法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在张荣凯看来，改善劳动者境况就要加大企业的违法成本，“如果违法成本太低，或者说是零，他们即使败诉了，也就是支付他们本该支付的补偿。而劳动者则支付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如果败诉，还得支付金钱等成本”。

图片编辑 | 翁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