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之春──义大利快时尚古城的劳动与抗争 Reporter

位于义大利中部托斯卡尼区的普拉托（Prato），是快时尚服装产业制造中心。过去40年，华人一波波涌入，从早期移工身分，逐步开厂创业当老板，而来自南亚、非洲、拉丁美洲的异国劳工接续补替人力缺口。

移民们在厂间每天工作12小时，一周7天无间断，制造出的成衣、高端时装输送全世界。如今，一场反剥削的劳动抗争正兴起，争取一天8小时，一周工作5天的「8×5」运动（Primavera 8×5），从今年（2025）4月开始在这座全球时尚资本主义供应链古城如火如荼地展开。

第一次遇见艾莎时，我吓了她一跳。

6月30日，在义大利普拉托一家小裁剪厂门口的工人罢工驻点，难得见到有女性工人到场声援，我便上前打招呼。她却惊慌失措，与周围的人再三确认，不敢相信我是来支持罢工的。后来她回忆起那一幕时向我道歉，说自己看到中国人已经产生了条件反射式的恐惧。

艾莎来自秘鲁，是一位单身母亲。来到这座中世纪古城已有4年，从事服装业，这期间换了6份工作，无一例外都是「12×7」──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每周7天全年无休。这是普拉托快时尚工业区的常态。

普拉托位于义大利中部，距离佛罗伦斯20分钟车程，自12世纪起便以纺织业闻名。当地人说，如果有人在古城的城墙下挖一挖，总能找到一簇羊毛──羊毛，曾是这座城市的地基。二战后，来自义大利南部的流动工人成为纺织产业中的重要劳动力，当时他们也被称为「移民」。进入80年代，外国劳工陆续到来，其中中国移民的安顿和发展尤其显著。起初，这些来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移民在义大利人的工厂里打工，随后逐渐创立自己的小厂，承接服装分包加工业务。凭借高效和低成本的生产方式，他们迅速契合了同样在8、90年代发展起来的「快时尚」产业节奏，以接近「Made in China」的成本，制造出贴著「Made in Italy」标签的成衣，使这座毛纺古城在世纪之交转型成为欧洲成衣制造的重要中心，也被戏称为欧洲的「小温州」。

早期，这些华人服装厂主要雇佣同样来自中国的移民工人，但随著雇佣同胞的成本上升、华人移民数量减少、年轻一代远离制衣业等因素，自2010年代中期起，来自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移工逐渐成为了这条产业链的核心人力。

艾莎便是其中之一。她过往的老板都是中国人。她提起他们时总是用义大利语「capo」（老板），有时也会说「cinese」（中国人）。她坦言，在认识我之前，以为中国人都很坏。

艾莎拥有平面设计学位，在攻读第二个学位──法律的过程中，母亲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加上还在秘鲁的儿子即将上中学需要学费，她为了赚取更多收入，独自持旅游签证来到普拉托「打黑工」。艾莎的情况在义大利的移民群体中不是个例。研究显示，拥有与本地人相同教育和工作背景的移民，其从事与自身学历不相符工作的可能性是本地男性的2倍、本地女性的8倍。

她所在的公司主要从事服装的印花与刺绣工艺。公司实行12小时轮班制，每班仅有一人看管数台大型电子绣花机，没有休息，没有加班费。起初，她并不介意长时间劳动，只希望能多赚一些钱。她最大的动力，是把儿子接到义大利来上学。入职时，老板夫妇曾承诺会为她办理工作签证──身分合法化，是孩子来欧洲的第一步。正是出于这一承诺，她接受了艰苦的工作条件。

除了漫长的工时、吹毛求疵的管理，她更无法忍受工厂内部明显的「区别对待」：中国工人住在老板安排的宿舍，每天三餐由老板订外卖，可在厂里和老板一同吃饭、闲聊；而她和巴基斯坦同事则必须自带午餐，午休只有15分钟，吃完立即开工。她在谈判中提出希望增加午休时间或允许他们回家吃饭，老板拒绝。

平日里，当老板有一些指示需要下达给工人时，不愿直接与巴基斯坦同事讲话，而是透过她来转达。「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把巴基斯坦人当动物对待，」她说。

最令她难以释怀的，是老板从未兑现帮她办工作签证的承诺。他们深知她必须依赖这份工作来换取合法身分与稳定收入，以及接孩子来义大利的愿望，于是不断用空头支票拖延时间，让她继续为他们工作。「他们非常清楚我的处境，但却借机占便宜。」

谈判几次无果，老板也感觉到她愈来愈不服从，最后也计划将她开除。于是她拨通了SUDD Cobas工会的电话。

「我们拉美人最讨厌说话不算话的人，」她说。

就在我遇见艾莎的前一个周五，她和同事透过罢工抗争取得胜利──他们的公司成了「8×5之春」罢工潮中众多与工人签署协议的企业之一。

SUDD Cobas工会目前有1,000多位成员，这个数字和义大利的三大主流工会（CGIL、CISL、UIL）相比，是非常小的规模。他们的行动方法、策略和风格的建立，可追溯至2018年4月佛罗伦斯Zara服装店仓库工人的罢工。慢慢地，当向他们寻求帮助的工人愈来愈多，SUDD Cobas便开始深入华人企业家聚集的普拉托快时尚工业区。

在他们的名字中，「SUDD」是工会所代表的几个基本价值的单字缩写：工会、团结、民主、尊严（Sindacato Unione Democrazia Dignità），而「Cobas」是义大利1980年代兴起的自组织工会形式，全称「Comitati di Base」（基层委员会）。与三大工会不同，Cobas类型的工会并不依附政党，也不常进行温和的协商策略，而是强调工人自治和直接民主，以罢工、封锁等直接行动争取权益。

他们的注册会员以巴基斯坦人为主，也包括来自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的南亚移民，以及少数非洲和拉丁美洲工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南亚移民以庇护申请的方式沿东地中海路线──经土耳其、希腊──抵达义大利。他们和曾经的中国移民一样，老乡带老乡，在普拉托的工业区落脚。

「8×5」这个口号在2020年底首次出现。它简洁明了，在罢工或游行中，人们喊得最多的就是：「Otto ore, cinque giorni!」（「5天，8小时！」）。这句口号，中国企业家和工人也都熟念在心，说到工会，他们就知道，「是搞『otto ore, cinque giorni』的」。但是「5天，8小时」对于这些移民创业者来说，是彻底的天方夜谭，因为这些企业得以立足和成功的根本，就是高强度和灵活性的生产模式。

10年前，普拉托成衣产业的繁荣主要依赖于一批又一批来自中国的移民工进入工厂，这些早期的服装从业者发展出一种心照不宣的「雇佣关系」：雇主为工人提供食宿，并默许他们在不同工厂间流动。这种做法并非出于福利考量，而是为了让生产更高效、用工更灵活。工人吃住在厂，几乎所有时间都投入劳动，并以在义大利法律上被禁止的计件方式领取报酬；而工厂则能根据订单的旺季与淡季迅速调整人力。

虽然这种机制极具剥削性，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视为一种「互惠」的关系──它让初到义大利的中国工人有栖身之处，也能迅速进入产业链，在劳资双方的短期利益上达成了某种平衡。

这种生产模式也不是没有代价。2013年12月的一个凌晨，7名中国工人在一场意外大火中丧生，他们当时睡在白天工作的厂房内，厂里堆满了易燃布料，逃生通道被严重堵塞。那年，普拉托历史上首次设立了公共哀悼日。

今年劳动节，作为「8×5之春」运动中的一个活动，SUDD Cobas工会在该工厂原址自发地树立了一座种满鲜花的纪念碑，以此传达立场：当年将7人困于火海的剥削环境，至今仍在为快时尚产业输送燃料。

如今，随著与老板同乡的工人逐渐退出，南亚以及来自中国北方及内陆地区的移民成为新的劳动力主体，原本那套劳资体系开始失效。雇主不再为文化背景不同的工人提供生活支持；与此同时，行业早已饱和，曾被视为机会的「灵活性」和「流动性」，如今只意味著不稳定与缺乏保障。许多工人被困在黑工身分中，漫长的劳动换来的只是微薄的薪水，还要在厂内忍受偏见。因此，这些后来者不再愿意牺牲休息时间和基本尊严。这是当下普拉托罢工潮的历史背景。

7月5日，我和艾莎约著一起去支持罢工。

这一天，正值SUDD Cobas发起的第三轮「罢工日」（Strike Days），这个行动的核心策略是「连环罢工」，针对工业区中的小型加工厂。工会的社群媒体文宣写道：这些小厂 「是黑工的藏身之地，是剥削最严重的区域，也是历史上从未有工会进入的地方。」

1号工业区的一个平凡的星期六，躁动不安。 各处的纠察线（pichetto）和罢工仍在进行中──因为，星期六和星期天，本就不该是工作日。

我们参与的第一场罢工是在一家成衣公司的「showroom」──用来向潜在客户展示样品的店铺，快时尚产业链的销售门面。店面经过精心设计，现代、时尚，几具人偶模特身著该品牌服装立于橱窗。在普拉托，大多数工厂生产的服装主要销往欧洲各地的商场、市场及中小型零售商，也有少数代工厂为大品牌甚至奢侈品公司供货。

工会的卢卡告诉我，他们近期在实践一种新策略：供应链罢工──在罢工工厂的发包方门口设立纠察线，以此倒逼下游小厂与工人签订合同。这个做法的依据是2003年通过的《比亚吉法》（Legge Biagi）：当发包方与供应商之间存在经济依附与持续合作，并对劳动条件具有实质影响时，工人有权在发包方场所进行抗议。

这家服装公司本身没有工人加入工会，但它是上周四开始罢工的一家裁剪厂的上游公司。该裁剪工坊在工人罢工后连夜搬空了厂子──这种「关门重开」的手法在工业区十分常见，只需借用一张居留身分卡，注册一家新的企业，第二天就可以换汤不换药地继续经营。小的代工厂可以关掉重开，不在意声誉，但面向市场的服装公司则必须维护形象，因此工会转而在该代工厂的不同发包方门口设置了纠察线。

另一名牌Montblanc也被爆出与存在严重剥削的普拉托代工厂合作，并在工人加入工会后将订单转移他处。该品牌代工厂的前员工和SUDD Cobas工会已对企业发起诉讼，并多次在佛罗伦斯商业区的Montblanc专卖店门口抗议，喊出「Made in Italy, Shame in Italy」（义大利制造，义大利羞耻）的口号。

回到现场，突然，一位看似是公司老板的中年女性开著豪车驶来。她停车时丝毫不减速，直冲向站在墙边的几名纠察工人，直到最后一刻才急刹车，引发一阵骚动。

她很明显在挑衅，用危险的方式展示不屑和敌意。身著笔挺的白色套装，脚踩高跟鞋，她下车后神情傲慢地从我们身旁走过，进入公司玻璃门时，还学著工人们喊口号的节奏摇头晃脑，讽刺模仿。

这天和以往的罢工日一样，工会驻守在不同的地点，同时推进数个罢工进程。我们在第一家公司门口时，一会儿有工会协调人过来召集，一群人便离开前往另一个驻点；过一会儿，又有几个人从别处赶来，加入我们。场面流动而松散。

一群巴基斯坦工人到达时，艾莎指给我看说其中一个是她的前同事。那人上前与她打招呼，她顺势介绍我。但对方似乎并不想和我交流，嘴里嘟囔了一句，我只听见「cinese」这个词。艾莎解释说，他不愿意和中国人说话。她又补充道：因为被老板糟糕对待，有些人心里对中国人已经有了恨。

在那天罢工的过程中，也有在场的工人在面对中国裔老板或员工的某些举动后情绪激动，言语间偶尔夹杂著带有种族色彩的表达。当这种情况出现，艾莎便会提醒他们我的存在，让他们注意：我们这里也有中国人。一次，艾莎在聊天中照例用「cinese」来指代工厂老板的时候，也被工会协调人埃莱娜纠正。

几个月来，每当我来到罢工现场，巴基斯坦工人得知我是前来报导及支持工会时，多数情况都会表现出友好与接纳。而我不止一次在罢工现场被问道：中国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中国人是不是都是坏人？⋯⋯每每不知如何作答。

一个小时左右后，又有工会的朋友来招募一个新的罢工队伍，我们加入进去。

第二个罢工点看起来也像是服装公司，但不像第一家的门市那么气派。厂里只有一名巴基斯坦工人，其他都是中国面孔，看上去像是一家两代人，难以分辨谁是员工、谁是老板。空间里一排排衣架上整齐挂满了衣服，一只宠物狗在架子间穿梭玩耍，和厂外紧绷的氛围形成反差。

SUDD Cobas的前身SI Cobas有非常丰富的物流和仓库工人罢工经验，因而他们的斗争策略也具有相似特点：以阻断物流的方式来迫使雇主回应诉求。

我不知道厂里的中国人是否注意到罢工队伍里有一名「同胞」。我戴著墨镜，并不冲在「前线」，担心被认出，却能听懂他们在厂房里破口大骂。以往每次我在罢工现场，当厂里或周边的中国人问起「你是和他们一起的吗？」在紧绷与敌意并存的氛围中，我总是以自己「只是翻译」来化解，并且担忧因华人社群对工会的普遍敌意而引发冒犯。

吃完后，我们又前往当天的第三个工厂──一位工人出来加入我们，罢工开始。这个厂看起来没有前两个生意做得那么大，老板是一对中年夫妇，看起来比较朴实。

得知罢工发生，他们显得十分讶异，仿佛完全出乎意料。他们追著那名工人反复说道：「Non noi detto! Non noi detto!」我猜这句语法错误的话的意思，是在质问他为何事先不告知他们；进一步推测，他们可能觉得这名工人在决定罢工之前理应先与他们沟通协商。他们的神情里除了愤怒，貌似还带著失望，这是不是说明他们之间平常并非毫无信任与交流？我无从得知。

中途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一名中国员工出来搬货，被纠察队拦下。这时，一位巴基斯坦工人用黑布裹住脸，只露出眼睛，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扮演「恐怖分子」。在混乱中，他的言语和动作都带著挑衅与夸张的表演性，充满威慑意味。这一幕被拍下并传到中国社群网络，很快被网友做种族化解读。

像这样的微小暴力，在一天之内我已目睹了两次：一次来自那位驾车挑衅的中国女老板，另一次则是这位蒙面的巴基斯坦工人。在普拉托快时尚产业当下的工作关系中，劳资矛盾与阶级冲突，遗憾地总是以种族对立的形式呈现出来。

过了一会，一位工人骑著自行车从另一个罢工现场前来加入，车前驮著一个巨大的扩音器。工业区上空回荡起一种独特的传统音乐──节奏铿锵，旋律悲怆，歌声既像哀歌，也像战歌。对什叶派穆斯林来说，这类音乐往往伴随宗教节日或纪念活动，旋律中带有强烈的集体情感：对苦难的追忆、对牺牲的悼念，同时也包含坚忍与抗争的意味。

家乡的音乐让巴基斯坦工人们在陌生的环境里找到熟悉的归属感。有人随著节奏，象征性地捶击自己的胸膛──这是宗教仪式中的传统动作，原本用于重演殉道的痛苦与信仰的坚定，如今却被转译到罢工现场，成为团结和抵抗的身体表达。

这一幕不仅是音乐与身体的共振，更像是一场空间的占领。声浪在工业区贫瘠的街道与斑驳的厂房之间回荡，将原本属于生产和控制的场域，短暂地转化为一个情感与文化的共同体。艾莎和我都被深深感染，但难以融入其中。

工厂的邻居、对街的工厂和奶茶店的员工也都走出来围观。大约一小时后，工人们支起了提前准备好的帐篷──这通常意味著将设立长期驻点，他们已经做好了持久抗争的准备。我和艾莎因炎热而精疲力尽，只能结伴回城。但是长线斗争没有发生：当晚11点左右，工会在社群媒体上宣布，这家工厂的罢工已经胜利，那位工人成功签下合同。

「如果你从未走进过正在运转的纺织厂，你就无法真正想像它会产生怎样的噪音。纺织厂的噪音是密实的，几乎像一整块固体的质感；它像一阵扑面而来的巨浪，像一股逼得你缩起身子的风。纺织厂的噪音让你半瞇著眼、微微一笑，就像在纷飞的雪中奔跑；它让你屏住呼吸，就像你对著新生儿的脸轻轻一吹时，他会做出的反应。纺织厂的噪音是持续而非人类的，由成千上万重叠的金属声组成，但有时，它却又像笑声。纺织厂的噪音没有明确的来源，仿佛从地面或空气中冒出来，因为从远处看，织机似乎是静止不动的。纺织厂的噪音可以达到甚至超过90分贝，让那些不戴耳塞的人头脑昏沉、耳朵发聋──它就像折磨尤利西斯的塞壬之歌。纺织厂的噪音像是一支浩荡大军正向你直扑而来，也像是一个巨型蜂巢的嗡鸣。有时，如果距离足够远，你甚至会把它误认为是一场雷暴的隆隆声。纺织厂的噪音从未停止过，它是这座城市最古老、最庄严的歌谣，对普拉托的孩子们来说，它甚至是一首摇篮曲。」

这段声音描写来自爱德华多．内西（Edoardo Nesi），一位来自普拉托的作家，也是前纺织厂厂主。2004年，他下定决心将继承于祖父和父亲的纺织厂出售，以免陷入与身边同行一样的命运──在市场突变中走向破产。

其获奖著作《我的人民的历史》（Story of my People）是对义大利工业过去的一曲挽歌。在书中，他透过描写自己的成长经历回望普拉托的「黄金时代」，并饱富情感地控诉全球化浪潮──尤其是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和快时尚产业对传统毛纺业的冲击──给他的家乡带来的剧变，认为它不仅破坏了手工业传统，也伤及他所称的「人民」。

今天，城市有著全然不同的声场。机器仍在昼夜运转，但它的轰鸣不再如纺织年代那般巨大充满压迫性，而变得隐秘、弥散，如细密的低语，络绎不绝地从城市的各个角落传出。离开普拉托古城中心稍稍往外走，无论行至何处，都能听见路边某座建筑里传来缝纫机声「嗒──嗒──嗒──嗒──嗒──」，有时是两、三架机器叠加的节奏，有时难以分辨究竟有几台，像细密的雨点拍打在铁皮上，均匀，偶尔停顿。这些楼房，有的厂门半掩或紧闭，有的只有高处有个小的通风窗，根本找不到入口。里面的场景很难见到，但是生产的声响仍顽强地穿透隔墙，成为路上的靡靡之音。这是今天普拉托最富有标志性的声音。没人知道普拉托到底有多少座这样的小规模服装作坊，然而在这些不可见的空间里，在车缝纫机的噪音中，日日夜夜，布料拼接，一件件时装诞生。

作家内西或许会赞同流行在普拉托舆论中的「平行工业」一说，即华人主导的快时尚成衣产业与义大利本地的工业制度、经济与法律系统之间，是平行无交集的关系，更有人将剥削乃至更多犯罪行为归因为中国移民的文化。

除此之外，当中国移民开始创业时，他们租下或者买下义大利人的厂房和仓库，这成为了曾经的纺织企业家的大笔收入。这也是为什么不少义大利房东也反对工会的抗争行动──他们将会坏了他们的租赁生意。本地和外国创业者，并非没有共生和互惠的关系。

SUDD Cobas协调人皮波告诉我，很多普拉托的老人都有点耳聋，那是纺织厂工作留下的「后遗症」。他回忆，自己小时候走在街上，总能听见各家院子里传出小型织布机或缝纫机的声音。那时，男人在工厂里做工，而女人则会接一些厂里的订单在家里赶制。他的祖母就有一架缝纫机，闲暇时在院子里接单。原来在当时，除了轰鸣的大纺织机声，普拉托的路上也能听到隐秘低吟的生产之音！

日常生活和工作生产高度渗透的文化，也便可以解释本章节开头所引用的段落中，内西把纺织厂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称作普拉托孩子们的摇篮曲。

可以说，普拉托传统纺织业的衰落与华人服装厂的崛起，本是同一股全球化大潮下的两个侧面，既有重叠和继承，也有分叉和竞争，只是这些交错恰好在普拉托汇聚了。「平行工业」的叙事过於单薄，它无法对当下的局势做出具有历史纵深的解释。真正使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是一种复杂的共存。

与其说义大利人、中国人、巴基斯坦人在这里构成了今天的普拉托故事，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运作版本在这里交汇：第一世界的订单，第三世界的劳动力；全球化中的先驱、新贵与无名者；早期资本主义的家庭作坊生产模式，新自由主义的外包与国家职能撤退，以及跨国灰色经济与地下金融网络的隐秘流动⋯⋯

7月15日，SUDD Cobas在社群网络上发布了一组数据，总结他们在4月至7月之间透过「8×5之春」以及「罢工日」等动员活动取得的成果：

新发起罢工：78场 声援性罢工：49场 签署8×5劳动合同：76份（覆盖率达97%） 涉及发包商（委托方）：15家 「关门重开」式企业逃避行为被阻止：2起（100%成功）

这些数字在拥有数千家注册企业的普拉托工业区中仍只是一小部分，但工会的影响力已在不断发酵、扩散。除了工作场所权益以外，他们也积极地推动普拉托市政府改善移民政策的执行效率。

另一边，面对长期的污名化与媒体聚焦，以及时尚产业的竞争压力，中国移民社群对外界的批评声音极其警惕。因此，当工人组织起来开始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时，一些人倾向于认为这种维权行动 「专门针对华人企业」，甚至将劳工运动视作族群冲突，把SUDD Cobas称作为「巴基斯坦工会」。

在中国移民社群内部，这种张力进一步体现在日常语言里，南亚工人常被称作「半黑」或「二黑」，虽然这些称呼未必总是带有刻意歧视，但加固著工作中的区隔与对立。虽然有的公司里的中国工人私下和巴基斯坦工人关系很好，但一旦涉及罢工问题，他们几乎总会「站队」老板一边，因为工会在社群中常被地渲染为某种敌对势力，算是一个敏感话题。

多年来，SUDD Cobas孜孜不倦地尝试与中国工人建立联系。他们将行动资讯翻译成中文，设立中文社群媒体帐号，派发中文海报传单。棘手的是，制衣产业本身依靠同乡关系网络紧密维系，工人和雇主之间彼此依赖，也被牢牢地锁在这个网络 中。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工人，因语言不通、缺乏社会资源，也最难跨出一步去接触外部力量。工会面向中国工人的动员，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视为不可能的任务。

但在今年春夏，SUDD Cobas面向中国工人动员的多年耕耘，也有发芽的趋势。

8月，工会与另一位寻求帮助的中国工人见面，开启了维权流程。

9月中，SUDD Cobas在中文社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罢工工人遭到老板殴打的视频，谴责暴力行为。尽管评论区充斥著「打得好」之类的歧视性言论，也有留言鼓舞人心：加油工人。当天，工会还收到了一封匿名的来信：

加油，朋友们，为你们的权利而斗争吧，我一直和你们在一起。我为他们对你们所做的事情感到难过，因为那是不公正的。剥削者不取决于国籍，而是取决于人心。我希望你们不要因此对其他无辜的中国人产生偏见，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那样。我们也同样厌恶剥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