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多年，被拐骗进黑砖厂做苦力的智障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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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多年的亲人被找回，家属们才发现他们被拐骗进了黑砖厂。2007年山西黑砖窑案引发全国整治行动，但多年之后，有体力、易控制的农村智障男性，却仍然是黑砖厂的目标。

回家

湖北省监利市的袁雨晴是在9月9日下午接到村支书的电话，说失踪七年的弟弟袁水平找着了，过几天警方会把他送到当地的救助站。听到这个消息，45岁的袁雨晴“眼泪都冒出来了”。挂断电话，她立刻在亲人群里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所有人都不敢相信，发出的语音消息都带着哭腔。

袁雨晴说，弟弟44岁，有轻度智力障碍，七年前外出打工后就失联了。巧合的是，接完电话袁雨晴就刷到了一个短视频，一个打拐志愿者在湖南省祁阳市三口塘镇鸿鑫砖厂内，报警称该砖厂存在利用智障人员非法务工的情况，当地警方在现场找到了六名疑似智障人员。袁雨晴一下子就在视频里认出了弟弟——虽然瘦了一大圈，头发看上去很长时间没剪，都竖起来了，憔悴许多，但样貌轮廓整体没变，仍然是有棱角的方脸，鼻梁高挺，说话轻声细语，带着老家的口音。视频里，他对记者说“（砖厂）没给过他钱，（挨）打得不多，头上有个鼓包”。袁雨晴这才知道弟弟是被黑砖厂控制了。她把这个视频发在亲人群，大家又炸开了锅，激动的心情里掺入不可遏制的愤怒和心痛。

湖南省永州市祁阳市三口塘镇鸿鑫砖厂内发现的残障人员，最右边是袁水平（受访者供图）

第二天，等不及救助站消息的一家人冒着大雨，开了七个小时的车到祁阳的救助站接袁水平。

当时周围有很多人——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警察、记者，袁水平不肯认大家，一直说自己叫宋铜仁，是重庆人。袁雨晴等人不断告诉他不要怕，袁水平这才把亲人认了出来，说砖厂的人没收了他的身份证，给他“洗脑”，说他叫“宋铜仁”，重庆人。“他被打怕了。”袁雨晴说，和他们说话时，弟弟的两个手总是抱在胸前，双腿发抖。弟弟告诉她，“只要不听话就会被打”。袁雨晴说，弟弟失踪前有130多斤，现在看着只有100斤左右，身上还有很多伤痕，一条一条的。袁水平向他们描述，如果他们生病了，砖厂的人只给他们吃止痛药，如果活干得不好，或病得不行了，就扔到高速路上、沟里去。

6月29日，谢静静走失九年的父亲也回到了家里。那天下午，在北京打工的她接到大队会计的电话，让她辨认微信上的照片是不是她的父亲寇聚合。父亲56周岁，照片上的这个人“特别老”，看上去像七八十岁的样子，“头发全白了，牙也掉光了，脸色发黄”，但确实是父亲。等她赶回去见了面，真人比照片上看上去还要憔悴和苍老，“一米八的个子，瘦得像竹竿。走起路来像要倒似的”。看着父亲手掌上铺着一层厚厚的老茧，身上好多地方有圆形的和一条一条的、像被抽打过的疤痕，谢静静止不住地哭泣。

大队会计拍给谢静静确认的寇聚合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回到家以后，谢静静发现父亲几乎每天都只睡两三个小时，最长没超过五个小时，其余的时间都在客厅转来转去，白天则一直在找活干。“家里长时间没人住，野草长得特别高，他都给刨了。院子里残留着很多盖房子拉来的土，他也全给摊平。这些都干完了，他就一遍又一遍地擦地。”谢静静劝他不要干，寇聚合却训她：“你这闺女是不是魔怔了？盖大楼呢，光（叫我）歇歇歇，咋盖呢？是不是脑子坏掉了？”谢静静觉得，他大概是用别人训他的话来训她了。

谢静静迫切地想知道这九年里父亲去了什么地方，可患有精神疾病的寇聚合难以准确回忆这九年的遭遇，他只记得自己去过好几家砖厂，具体的名字说不上来。他提到，在砖厂的日子，他“没日没夜地干，不干活要被打，干得慢也要被打”。谢静静相信父亲的说法。2000年左右，父亲也走失过一次，半年后自己回来，他穿一双又小又破的鞋，说是逃跑的时候把鞋跑丢了，路上捡了一双。父亲当时也说自己被人“捞”去了砖厂。

黑砖场

在父亲破碎的描述里，谢静静大致了解了父亲回来的过程。父亲说砖厂的人让他回家休息几天，随后开车把他带到一条公路上，对他说沿路一直走20多公里就到家了。那天下着大雨，气温35摄氏度以上，他上身穿着一件T恤，下身穿一条加绒的裤子，就这么淋着雨走。“估计是嫌他干活慢了。”

谢静静觉得愤怒，想要为父亲讨一个公道。谢静静和哥哥先去派出所报警，对方说要去案发地报警才能立案。寇聚合是从哪里回来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记得从砖厂出来后，在车上看到路边有“民权”“兰考”的路牌，还看到“焦裕禄纪念园”。除此之外，寇聚合还记得厂里生产的是红砖、青砖，还有“用大石头磨的面（做砖用的石粉）”。

根据这些内容，谢静静查了一夜的信息，最后锁定了三家砖厂。第二天一早，她和哥哥带着父亲出发了，但父亲都说不是。下午快4点时，谢静静和哥哥决定去附近的砖市碰碰运气。砖市就在马路边上，三轮车一辆挨着一辆，拉来的砖整整齐齐地码在边上。一位拉砖师傅认出了寇聚合，说给他装过砖，但具体是在哪个厂他忘记了。“他还说山东以及河南商丘、开封一带的砖厂那几年用的全是智力不正常的人，过一段时间换一批，来回换。”谢静静觉得看到了希望。

下午6点多，赶来的警察带他们排查了附近的四个砖厂。前三个砖厂都很偏僻，有的甚至在庄稼地里，寇聚合都说不是。最后一个砖厂是在距离县政府仅一公里处的兴兰建材。从外观看，谢静静觉得这不会是一家黑砖厂，厂子很大，贴了瓷砖的四层楼，窗户是蓝色的，擦得干净明亮，空地也都打扫得很干净，“太光鲜亮丽了”。父亲先是说像，再靠近一些，看到多边形的砖时又说“不是，没生产过这个砖”。谢静静坚持再进去看看，“来都来了”。进门往左拐，寇聚合认出了栅栏内栽的一排竹竿，“高高的，尖尖的”，情绪一下激动起来，说“就是这里”：他住在三栋楼中间那一栋，三楼第一间。

谢静静拍的砖厂图片（受访者供图）

看到父亲宿舍的环境，谢静静就又哭了：拥挤狭小的空间里，靠墙摆了六张宽一米左右的床，紧挨着，被子又脏又乱，黑乎乎的，结了块似的。有的床没有床垫，只是一张破了洞的床板，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非常难闻的味道。随后，民警从兴兰建材解救了数名工人。谢静静拍下了他们的照片，全都身材瘦削，有些无措地站着。谢静静说，他们和父亲差不多，都“呆滞，说不清楚话”。警方告诉谢静静，2020年至今，寇聚合先后被转卖过河南省内四家砖厂，先是到了郑州市管城区的一个砖厂（今年6月这家砖厂已经被警方打击关闭），2023年被卖给一个姓蔡的人，最后来到兴兰建材。

民间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是从今年开始关注到黑砖厂非法用工的。他告诉本刊，6月4日至今，他已解救不少残障人员，年龄最小的才22岁，最大的超过60岁。失踪时间最长的有30多年，户籍都已被注销，最短的6年。控制残障人员的公司和个体户包括砖厂、水泥厂（经销商）、养殖场等，分布在全国多个省市。他说，这些黑工厂通常都建在农村，位置比较偏远，但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例如，他探访的首个砖厂——湖南省临湘市艳飞砖厂两面靠山，只有一条路与外界往来，和他一同探访艳飞砖厂的一名记者告诉本刊，“一般人不会过去”。

上官正义说，如今砖厂已经实现半自动化，但最后一个装砖的环节仍然需要人工，这些智障工人负责把成品砖码整齐，垒成一个一个小垛子，包扎起来，“他们只能干这类重复、机械的苦力活”。上官正义看到的砖厂，生意都还不错，装砖的人要不停地干，岗位的工资因此也不低，每天能有400元。但和工头交流的时候，工头告诉他，“一般人不会做这个工作，给多少钱都不干”——环境里都是高温和粉尘，日后患职业病的风险比在普通工厂高几倍。

在解救的过程里，上官正义发现，黑砖厂的“目标”是轻度的智力障碍者，“他们不能完全没有行为能力，那样就无法控制他们的行为”。陕西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以下简称“陕西慧灵”）总干事蔡景华告诉本刊，十多年前他们也接收过从黑砖厂出来的服务对象，之所以能出来，是因为不管工头怎么骂他、打他，他都不干活。晚上所有人睡觉的时候，他把厨房里的油和醋倒了，把砖推倒，砖厂的人受不了，把他扔到镇上才被警察发现。

对于在里面工作的智障工人，工头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我看他在路边乞讨、捡垃圾，把他带到这里来，给他一份工作、一口饭吃”“他自己找工作找到这里来了”。上官正义说，其实很多人是被拐骗来的。

漏洞

看到最近黑砖厂的新闻，湖南金州（湘潭）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莹觉得非常震惊。2007年，山西黑砖窑被媒体曝光，引发舆论风暴。王莹曾为从黑砖厂被解救出来的智障工人提供法律援助。她告诉本刊，当时国务院成立联合工作组赴运城、临汾、晋城调查督办，山西省委省政府于2007年6月15日下发《关于开展整治非法劳动用工和打击“黑砖窑”专项行动通知》。据央视新闻2007年6月24日报道，山西公安系统出动4万多警力，检查小砖厂、小采矿厂、小冶炼厂8760处。截至当日，全省解救农民工359人，其中被拐骗的174人，被强迫劳动的185人，包括65名智障人员、12个未成年人。这之后，全国范围内又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我以为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王莹说。

慧灵创始人孟维娜告诉本刊，“在农村，女性中的智力和精神障碍者被看中的是生育能力，而男性智力和精神障碍者则容易变成劳动的工具。他们除了体力，没有别的技能。而且他们表达能力弱，难以清晰地陈述自己的经历并为自己维权，容易被控制。”在王莹看来，黑砖厂之所以长期存在，首先是因为砖厂追逐利润，“用智障工人的成本相当于0。在某一个地区，如果一个砖厂这样用工，降低了成本，在市场上有价格优势，那么别的砖厂自然也要想办法降低成本，效仿这种方式”。

图｜视觉中国

王莹说，法律上对于以非法拘禁或强迫劳动方式使用智力障碍人员务工，有相应的规制，根据不同情节通常会对违法者判处“强迫劳动罪”或“非法拘禁罪”。即使不构成刑事犯罪，也要承担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但一些砖厂对这些法律法规规定的明确惩罚抱有侥幸心理——从她2007年前往山西的实地走访经历来看，当地很多人都知道非法用工的存在，但出于害怕被找麻烦的心理，没有人想到要解救智障工人。如果不被发现，就不会被追究责任。王莹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是监管的疏忽，黑砖厂所在地执法部门的主动性不强，“劳动监察部门或者公安部门，往往是接到投诉或报案之后才去查处，主动去了解企业是否合法用工的比较少”。

王莹认为，司法上的保护也不够，例如根据《刑法》第244条，以暴力、威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强迫他人劳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量刑比较轻，买卖人口的实质也被掩盖了。”王莹告诉本刊，她曾提供法律援助的对象在2007年以前于多个黑砖厂工作过，她认为这背后很可能存在买卖链条，但目前国内《刑法》没有“拐卖人口罪”，1997年修正《刑法》时，考虑到在现实中拐卖妇女、儿童的情况更常见，而拐卖成年男性或双性人的较少见，所以将“拐卖人口罪”修改成了“拐卖妇女、儿童罪”，体现对这两类弱势群体的特别保护。然而现在看来，这也导致黑砖厂的违法成本较低。

处境

袁水平失踪，是因为外出打工。袁雨晴说袁水平是在2014年左右诊断出间歇性精神失常，属于一级精神残疾。当时他打游戏输了钱，又和老婆离了婚，袁雨晴猜测，他是因为精神压力大才得了病。他发病的时候脾气比较暴躁，会骂父母，但不会打人。袁雨晴的父母生了六个孩子，袁水平最小，又是唯一的男孩，大家对他都看得很重。弟弟生病后，离得近的大姐平时会回家照看弟弟和父母。

2018年，大姐患肺癌去世，时年37岁的袁水平就提出自己要去广州打工挣钱，供养父母。一家人对此没有太大的担心——他不是第一次去广州，袁水平高中毕业就学裁缝手艺，得病前在广州做衣服。让他外出更多是因为家里穷，“生病了也要赚钱”“在我们村里，这样的人还有不少”。袁雨晴说，弟弟走后，给他打电话打不通，手机停机。家人是在他失联一年后才去广州报的警。“有时候去外面打工，一两年不回来蛮正常的。而且我们也都有自己的日子要过。”袁雨晴说。

在北京民政局登记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北京市晓更助残基金会（以下简称“晓更基金会”）一直关注农村心智障碍群体，其副秘书长刘丽伟告诉本刊，根据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农村智力残疾人约460.65万人，农村精神残疾人约448.2万人。陕西慧灵总干事蔡景华告诉本刊，真正进入农村后，智力和精神障碍群体的数量比他们想得要多。

“每个村子四五个是有的。重度的智力和精神障碍患者一般都被关在家里，轻度的智力和精神障碍患者则由亲戚朋友带着，帮家里干一些农活，比如收核桃、水果，或者做一些小工，搬沙子、搬砖之类。”蔡景华说，尤其是在秋收季节，虽然他们的劳动效率不如普通人高，但家庭还是需要他们成为劳动力。“农村妇女干一天活的工资是200元，他们一般一天只有三五十元。能叫上他们、带他们去干活的人还算好的，很多人都不愿意让他们干。”对于智力和精神障碍群体，村民们更加倾向于不主动来往，也会有人嘲讽、歧视他们。家里有智力和精神障碍人士的村民也会有自卑感。

《小小的我》剧照

谢静静告诉本刊，父亲寇聚合在她出生之前就患有二级精神残疾，原因是打井的时候掉了下去，摔到了头。在此之前，父亲和母亲一起卖煤，得病后他就不再干活了，在家“吃吃睡睡，抽烟”。父亲每个月都要发几次病，发病的时候会打人，她和妈妈、哥哥都被打过，“打哥哥打得最狠，拳打脚踢，不分地方的”。只要一见父亲有打人的动作，谢静静和哥哥就赶紧往外跑，到邻居家去喊人拉架。最严重的时候，父亲开始烧家里的东西，“衣服、被褥、床、窗户、门，所有能烧的东西都拖到院子里，拆了、砸了、点着，消防车都来了好几次。后来母亲只好带着兄妹两人去亲戚家轮流住，隔几天去给父亲送点吃的。在寇聚合的记忆里，2016年6月的一天，他在紧邻公路的村口逛时，被几个人拉上了车。

在蔡景华看来，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农村家庭缺乏专业监护意识的表现。蔡景华在服务点看到，农村家庭的劳动力几乎都外出打工了，剩下的都是老人、妇女、儿童和残障人士，残障人士照顾的责任基本落在老人身上。但他们也需要下地干活，忙家务，没有太多精力照顾他们，也没有让他们融入社会的意识。“在他们的观念里，把孩子养育长大，让他吃饱穿暖就足够了，不会想到培养他们就业的技能，帮助他们融入周围的环境。不像城市的家长，能够意识到作为一个人，哪怕是残障人士，也有出门活动，和人接触的需求。”孟维娜说，2020年之前，慧灵帮扶对象主要为城市的成年智力障碍人士，2020年以后，他们开始将工作向农村延伸。一开始，蔡景华觉得过去在大城市积累的社区化模式的经验，仿佛一下子失灵了。“你要给他们提供服务，他们不知道服务是什么，觉得不需要。”

孟维娜说，更大的困难在于，相对于农村残障人士的数量，服务机构的数量仍然很少，服务仍然不普及。晓更基金会秘书长李红颖形容，“就像一个黑灯区，资源和服务非常稀缺”。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孟维娜告诉本刊，背后也有残障人士社会支持体系不足的原因。“一些轻度的智力障碍者有就业的能力，但是没有人给他介绍、提供就业的岗位和辅导，当正规的就业服务缺位，这些‘无处可去’的人就有可能被骗或被强行带去不合规的工厂。”

回家以后，寇聚合仍然时不时地自己去附近转，不让谢静静跟着，一看见她跟着就呵斥。9月初，寇聚合又走丢了两三天，找到他以后，他说是自己出去重新找地方盖房子。谢静静现在还是不敢和父亲住在一起，晚上回妈妈那里住。她在家里安了监控，也给爸爸买了定位器。

（文中上官正义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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