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放下铁饭碗的国企员工，被时代摆弄的人 身边Ourlife

我大姨坐在床边，盯着杂乱的旧物，这些都是她积攒多年舍不得扔掉的宝贝。半年前，她为这堆破烂儿的去留和五十二岁的大儿子发生了激烈争吵。现在，这堆杂物依旧在原地，只是吵架的人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的大表哥死于肝腹水引起的并发症，这与他多年来酗酒的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曾几何时，喝酒是他奋斗打拼的助力，后来，酒精给予他想要的麻痹和慰藉。于大表哥而言，酒不单单是酒，酒杯里掺杂着他隐忍和不甘的一生。只是喝再多的酒，都无法改变渺小的个体在时代大潮里的宿命。

1952年，我大姨出生于吉林东丰县的村子里，是当时家中四个孩子里的幺女。我姥爷家是中农，物质条件还过得去，大姨作为小女儿，自然备受宠爱。可三年困难时期，大姨的三个哥哥都相继早夭。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姥爷在舅姥爷的帮助下，带着姥姥和大姨来到吉林市区，那时染料厂、肥料厂、电石厂“三大化”正如火如荼地投产，姥爷借招工就进了国营工厂。我姥姥后来又生下了四个女儿，有些重男轻女的姥爷再没有盼来儿子，渐渐地，大姨也从家里最受宠爱的老幺，变成了被寄予希望的老大。

大姨年轻时是个激进又叛逆的人，适逢动荡年代，她早早就辍学加入“造反派”，扒火车、去北京、见主席。大姨顶漂亮，爱笑，当年在泡子沿儿地区算是小有名气。不过现在想想，我对大姨年轻时的过往一点儿都不了解，在我儿时仅存的记忆中，大姨已经是一个四十几岁化着淡妆的下岗少妇了。那时她眼睛大大，微胖，烫着卷发，喜欢穿海马毛的宽松大衣和锥子裤，脚上通常蹬一双粗跟尖角皮鞋，是90年代流行的东北港风穿搭。

我妈曾经给我看过两张大姨年轻时的照片，一张是做了补色处理的黑白照片，大姨穿着绿色军服，胳膊上戴着红袖标，眼神坚毅地望向一边；另一张的大姨穿着碎花连体泳装，头上包着发带，坐在松花湖边，一手拄着碎沙砾，一手拿着太阳镜，摆了一个姿势。

“八几年的时候，你大姨还在服装厂当副厂长，每顿最少一瓶白，能把一桌子男的都喝趴下。”我妈回忆道。

大姨喜欢热闹，每次姥家聚会，饭桌上她都是那个负责张罗的人：“我提一杯，祝老爹老妈都健健康康，小辈们都快快乐乐。”

而大姨夫正好相反，他性子沉闷，不苟言笑，粗眉、杏核眼，眼角微微下垂，总是一个人自顾自地喝酒。酒杯和他直挺的鼻子相交，给人一种冷峻的感觉，偶尔跟其他几个姨父碰一下杯，薄唇一抿有一种稚气。

我大姨夫和我姥爷在一个工厂，都是三班倒的巡线工人，他爸妈都是八家子那边的农民。和我大姨初识时，他兜儿里比脸都干净，可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招数，让我大姨决绝地上了他的“贼船”。

我妈八岁那年，我大姨夫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带着两块肥猪肉和一瓶白酒作为聘礼，直接闯到我姥爷家说要娶我大姨。我姥爷强烈反对这门亲事，为此大姨没少和他闹架。姥爷反对的理由，一方面是大姨夫家条件实在一般，另一方面，则是大姨夫嗜酒。而大姨夫家里也不看好他们的未来，理由是嫌我大姨太漂亮，怕自家儿子把握不住。

可我大姨不在乎，经过几轮抗争，1971年，十九岁的她给我姥爷留下一句“就算要饭也不来你家”的狠话，把自己嫁给了大姨夫，一年后便生下了我大表哥国峰。

我曾问过大姨喜欢大姨夫啥，她说：“他年轻时长得挺精神。”可能我看惯了大姨夫，没有察觉出他的帅气之处，但随着对TVB电视剧的迷恋，我终于发现，原来大姨夫是姜大卫和苗侨伟的合体，对大姨当年的义无反顾也多了几分理解。

相爱容易相处难，大姨二十二岁时又生下了我二表哥国玉后，我姥爷曾经的隐忧，终于还是来了——大概在我妈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大姨肿着脸跑回了家，哭诉我大姨夫每次喝完酒都耍酒疯，这次还打了她。

我妈气不过，跑到大姨夫家算账，没承想我大姨夫态度特别好，根本看不出大姨口中那个疯癫的模样。第二天，大姨夫就带着东西到姥爷家接人。也因为这件事儿，我大姨跟我姥爷和好了，父女俩彼此默契地把之前的事儿抹掉了。

80年代初，吉林市区的国营企业进入鼎盛时期，沿着遵义东路向东，各类国营工厂、大集体和小集体单位散落在整个江北地区，生产化肥、丁辛醇、H酸等近七百种化工产品，对国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虽然厂子都是国营的，但职工们会毫不遮掩地把人分成几个等级。我大姨夫是国营工厂的工人，属于鄙视链上游，我大姨所在的服装厂属于“小集体”，专门为国营工厂做工作服，处在鄙视链的最底层。不过，我大姨凭借外貌和性格优势，很快得到提拔，在一个两百人的小工厂里当上了副厂长，兼任厂会计。当时盛行酒桌文化，大姨只能顺应趋势，她那段时间的酒量和大姨夫已经不相上下。

几年后，工厂分给大姨夫一套两室一厅，65平，屋内呈倒“品”字形，虽然是职工们最不喜欢的一楼“把大山”户型，但胜在坐北朝南。那个年代的楼间距很大，即便是一楼也有足够的阳光，趴在他们家南卧室的窗台上，映入眼帘的是后院的大草地和一样规格的后楼，只是东边的供热大管线有些碍眼。

我大表哥听话懂事，小表哥帅气嘴甜，大人的收入不断提高……一切都在向好发展，只是谁都没有想到，大姨和大姨夫的战争从未停止过——还是因为喝酒。

凌晨一点多，是正常人熟睡的时间，也是国营工厂倒班工人下“四点班”（“四点班”是三班制里的晚班，通常是下午四点到十二点；“零点班”是三班制的夜班，通常是晚上十二点到早上八点；日间早八点至下午四点则为白班）的时间。可即便这个点儿下班，我大姨夫也总要和同事喝上一顿再回家，用我大姨的话说，“他每次回家不给大门凿个洞都不带罢休的”，“哐、哐、哐、哐、哐”，连续不断的砸门声，能吵醒正在沉睡的街道。

所以，一到大姨夫上“四点班”的时候，我大姨就睡不实诚，一过十二点，她就会条件反射地坐起来，在床上听外面的动静。隔着两栋楼，她就听见我大姨夫二八大杠的车铃声和不成调的歌声，再飞奔至门口，耳朵贴着门，只要听见我大姨夫进门洞的声音，就立即开门，把晃晃悠悠的人拉进屋里。

大姨有些好面子，她不想邻居看自己酒鬼丈夫的笑话，只是大姨夫声嘶力竭的尖叫声总能穿过自己家的门，飘进各家各户的耳朵里。

大姨夫回家景观的受害者，还有我大表哥和二表哥。大姨夫会在酒后展现出清醒时难得一见的父爱，想让儿子们吃好吃的，他把单位分的汽水、蛋糕带回家，拽起蜷缩在角落里的大儿子，像拎烧鸡一样把食物往儿子嘴里塞，有一次甚至把整条冻带鱼往儿子脸边蹭。而我聪明的二表哥，每每都会在此时躲进厕所。

怎么形容我大姨夫的酒疯呢——带着疯癫，带着点儿骄傲，还有点儿父爱，总之很复杂、很抽象。如果我大姨在这种情况下试图从他怀中夺回儿子，就会换来一顿王八拳，家里“父慈子孝”的剧情瞬间就切换到夫妻追逐的“狩猎场面”。

对于我大姨夫酒后抽象的行为艺术，大人们起初是愤怒的，但他“勇于认错，永不改过”的态度着实让人无奈，渐渐地，大人们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只是期盼着他能少喝点儿酒。

这些都是后来我妈告诉我的。在我的记忆中，从未见过大姨夫发酒疯。每次我叫大姨夫的时候，他都会和蔼地问我学校里的事情，有时还会把我抱到他大腿上，给我夹我喜欢的菜。

可能人都是多面的吧。

我姥爷说，大姨夫酒后发疯，有自卑作祟——他虽然在国营工厂，但只是一个工人，我大姨在小集体，却是领导，加之我大姨漂亮，爱打扮、善交际，这难免会引起大姨夫的嫉妒。此外，我大姨还有一个看她不顺眼的老婆婆和喜欢火上浇油的小姑子，用我妈的话讲，“你大姨夫家除了那个老公公，其他人都挺不是物的”。

不过在我姥姥看来，我大姨的婆媳矛盾和当时的一项政策有很大关系：当年国营幼儿园只收女职工的孩子，大姨的服装厂属于“小集体”，即便人是干部身份，也不能享受子女免费托管。

一边是厂里忙碌的业务，一边是两个幼小的儿子，我大姨分身无暇，只能求助于老婆婆，结果换来一顿数落。后来，我大表哥和二表哥都被送到了我姥爷家，由两个老人带，大姨的困难才缓解了一些。

我姥爷颇有经商头脑，当时下了夜班后就去市场上卖猪头肉。我大表哥一有时间就跟着姥爷，买猪头、烧毛、炖肉、摆摊，似乎他从小就喜欢这些。因为猪头肉味道好、价格公道，很快姥爷就赚到了一笔钱，一家人也搬进了楼房，还买了电视机——虽然是黑白的，但只要一播放电视剧，周围的邻居都会挤到我姥爷家。我二表哥会挤在最前面，他说以后要当电视修理工，这样就可以每天看电视。

细细想来，那些不经意的童言中，早已埋下命运的伏笔。

90年代初，在温情脉脉的姥爷家和鸡飞狗跳的自己家转换中长大的两个表哥，先后考上了化工技校。

这在当年是个不错的出路，技校毕业后，他们先后被分配到国企工厂上班，大表哥在炼油装置，做化工外操，每天在装置区巡线，检查管线设备有无异样；二表哥虽然没有如愿成为电视修理工，但他去了电话站，负责给工厂和职工家属楼安装电话线。

三班倒的工作枯燥乏味，但物质条件要比普通人家好一些。那时国企职工收入颇丰，每月有三百多块的工资，大表哥刚工作就买了件皮夹克。米、面、油等日用品都是单位发的，每个季度发放劳保，毛巾、手套、肥皂、雪花膏等，香皂和沐浴露都是力士牌的。职工家属楼的邻居都羡慕我大姨一家子人，三个国营正式工，一个“小集体”干部。

大表哥的单位除了少数几个分配来的大学生，员工主要由技校毕业生、退伍军人和当年代下乡返城青年组成。大表哥的班组里，属他有技术，又能吃苦。见他干活不偷奸耍滑，车间主任就安排他当了代理班长，还告诉他有提值班长的可能——值班长在工厂里算是兵头将尾，虽然不是干部，但手底下也管着二三十号工人，在工人里是收入拔尖儿的，算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的好前程。

别看代班长是个芝麻绿豆的职位，但要当好也不容易。退伍转业兵是出了名的难管理，但是，闷了吧唧的大表哥就管得好。

“他们同事间的哥们感情都是喝酒处出来的，能喝就是本事。”提到大表哥的驭下之术，大姨夫会露出骄傲的神情，这是他在家庭聚会上少有的得意时刻。说到兴起，他便会举瓶、碰瓶、一口气吹半瓶啤酒。

姥爷家的聚会，每次至少准备两箱大绿棒子，大姨夫和大表哥爷俩能干掉一多半。大表哥遗传了他爸妈能喝的体质，手杯中的酒像是水一般，从口入胃，在身体里转了一圈，还没产生什么影响便匆匆离体，留不下一点儿痕迹。

大姨倒跟大姨夫的态度不一样，她不喜欢儿子喝酒，而且经常严厉地批评我大表哥。比起闷头喝酒的大儿子，能说会道、又长了双母亲同款大眼睛的二儿子，更招她稀罕。

“他不行，啥也喝不了，怎么带队伍？”对于只喝格瓦斯的二儿子，大姨夫总是带着一点儿嘲讽和不屑。

被当众数落的二表哥总是笑呵呵的，不知道是不是对父亲酒后铁拳的记忆过于深刻，他从小一副好脾气，我也更愿意亲近他。二表哥也继承了大姨的热心肠，每次哪个姨家里夫妻打架，二表哥都会第一时间赶去劝架。不仅家里如此，二表哥在单位也是出了名的好人缘。

到了90年代中期，这种平静又舒适的生活戛然而止。

下岗潮蔓延到了吉林，首当其冲的是“大集体”和“小集体”。江北地区一夜之间笼罩上了阴霾。大人们倒班后不再闲聊，话题统一变成了“咱们到底会不会下岗”。到姥家聚会时，桌上的气氛也极其压抑，几个姨和姨父都是工人，没有什么人脉，那些捕风捉影的负面消息在他们耳中无限扩大，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下岗”之于刚上小学一年级我只是一个时髦的流行语，班里的同学在说，老师在说，平时经常光顾的街边小贩也都在说，可我根本无法体会其中深意，以及对接下来生活的绵长影响。

江北的国营厂在上个世纪50年代投建，无数本地工人与来东北支援的技术人员一道在这座北国江城完成了建厂目标，大家从此落户于此，世代都留在这里。国营厂有职工的专属幼儿园、小学、初高中、医院……职工们相互认识并结亲，厂区几乎覆盖了大家所有的生活轨迹。在我印象中，这片区域里曾有六所小学、四所初中和三所高中，每个年级有十几甚至二十几个班，每一个班都满满登登坐着六十几个学生。

那时的江北十分热闹，街道上人很多，很有生气，周边沿街有很多商户，主要以厂区职工和职工家属为客户。装置区二十四小时运转，发出轰轰的机器震鸣声，到了晚上，塔林和平台的灯光澄明而密集，如夜色里俯下身的群星一般震撼。那些灯盏和月光混合在一起，迎面照亮着职工们的一家老小。

一个稀松平常的课间，几个同学炸庙般告诉大家，校门口马路对面的“十六层（一幢十六层高的家属楼）”发生了跳楼事件。中午放学后，我和几个好奇心爆棚的小伙伴跑到事发地看热闹。现场围了很多人，听说死者摔在了二楼雨台上，我们立马随着人流上去看。我踮着脚望向窗户外的雨台，一双红袜子赫然出现在我眼前，一个男人斜躺在雨台上，面部朝下，穿着工作服，脑袋像个肿大的变形球。这算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死亡，只觉得胃部一阵难受。

第二天，关于这个男人的信息开始在校园里传开，“二十出头”“刚刚下岗”“对象和他黄了”“喝了一瓶白的，在十五楼跳的”……每句话都是一锤，把我锤得一愣一愣的。

我开始对下岗有了更清晰具体的认识，原来那不只是一句时髦话，是会死人的。

没多久，我大姨的服装厂也破产了。一夜间，那大江大河般的过往连同大姨引以为傲的干部身份，全部归零。大姨哭得昏天暗地，还好大姨夫和两个表哥的工作没有受到影响，生活虽然紧巴，但还是能维持。

大姨下岗后不敢让自己闲着，连轴转找工作。下岗的女人们大多去小饭店做服务员或者摆地摊，大姨年纪大了，小餐馆更愿意用小姑娘，大姨最后应聘到了一家民营饮料厂，每天的工作就是刷玻璃瓶。大冬天里，她戴着薄薄的胶皮手套反复冲洗饮料瓶，每天能挣十块钱，全月无休能挣三百块。因为担心打碎瓶子，大姨忌酒了——从当年顺势喝酒，到现在顺势戒酒，其中的苦涩与无奈，除了大姨自己，无人知晓。

我们家族其他人都躲过了这一轮下岗潮，家里聚会吃饭时，大姨依旧笑颜如花，仿佛这次人生的重大转折轻盈得像身上的雪花，抖落了就过去了。一次一个泡子沿儿的老邻居和我妈说，“看见你大姐没挤上6路车，然后就站在车站那一直哭”。大家都心疼大姨，也都无能为力，只能一边为她难过，一边默默祈祷自己不是下一个。

大姨下岗后，大姨夫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以前他喜欢喝啤酒，现在他改喝白的了，那种一块五一瓶的二锅头，两钱的酒盅，一盅接着一盅，似乎只有一杯杯热辣呛鼻的烈酒可以带走生活的辛苦。

接下来的几年间，大家都不好过。“大集体”和“小集体”纷纷倒闭，就连曾经效益最好的国营工厂也迅速进入衰落期，苦苦挣扎在亏损的泥潭之中，职工的开支比例不断下降，大家纷纷紧衣缩食。

原本人头攒动的大棚冷清了不少，越来越多的下岗职工挤进了烟雾缭绕的小麻将馆和扑克机店；家属楼的小菜馆中，烂醉如泥的人不停痛诉着与工厂羁绊和奉献的半生；社会上流传着诸多“刨锛儿”的恶性事件。一种绝望的情绪逐渐侵蚀着方方面面，周围给人一种灰暗又无力的感觉，所有人都被拖拽着、叩击着，缓缓爬向21世纪。

1999年除夕夜，姥爷家一如往常准备了连轴年夜饭。炖鲤鱼、烧鸡、肘子、猪蹄、蒜苔炒肉、凉菜、蝉蛹、拔丝地瓜、熟食小拼盘等老面孔逐一登场，五箱大绿棒子和两箱大白梨、格瓦斯，静静站在饭桌边。这种能连吃三四天的家席，主要是为了方便在国营工厂上班的女儿女婿们——三班倒的工制很难把所有人凑齐，只能把吃饭时间分成“四点班”前、“零点班”前两个时段，上白班和休假的人要配合上夜班的人吃饭。

国营工厂的工人们特别钟爱过年上夜班，三倍的加班费成为工人们争抢的大肥肉。彼时，我还有半年就升初中了，再也不是饭桌上那个只顾吃肉和喝汽水的孩子了，对于大人们那微妙的变化有了更清晰的感知。

每次都把新年加班让给同事的大姨夫，在年夜饭上充当陪客，和三姨夫喝着酒。一向本着“没占着便宜等于吃亏”的三姨夫边用筷子挑蝉蛹，边催促上肥肠——他还要赶着上“四点班”。大姨夫也不吃菜，只半低着头，眼睛盯着酒杯，把三姨夫和自己的酒杯分别满上啤酒和白酒。他一只手拄着桌子，时不时搓搓额头，配合满嘴流油的三姨夫那句“感情深一口闷，但我少喝点儿，一会儿上班”，挤出一个服务性微笑，再和三姨夫碰一下杯，然后一饮而尽。

“大姨夫你吃菜呀，那个红烧排骨好吃。”我说。

但大姨夫什么也不说，只是笑呵呵摸摸我的头，然后又把酒杯倒满，他果然是个不懂表达柔情的人。

而那天的大表哥却一反常态，只是喝了几口啤酒，与之前“踩箱喝”的架势判若两人。

第一顿饭后，大家开始打麻将、包饺子、看春晚、放鞭炮、等赵本山的常规流程。姨姨们一边包饺子一边扯着家长里短，你一句我一句好不热闹，可电视中传来的“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让几个她们瞬间沉默。

我还是太小，不明白这突如其来的沉默所包含的情绪——对于当时东北那些惴惴不安的国企职工们，这句话的伤害程度不亚于在除夕夜往饺子锅里倒沙子。

还好，赵本山的小品《昨天 今天 明天》给大家带来了短暂的快乐。大表哥特意放下手里的麻将，看完整个小品。和愁容不展的姨姨们不同，那晚他神采奕奕，长辈们的情绪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他。小品结束后，他还反复念叨起“昨天、今天、明天，明天呀明天”。

年后，更大规模的下岗潮来了。我三姨、四姨提前退养，我妈买断了工龄，我爸和几个姨父依旧苟在单位，但收入已大不如前。

就在大家沉浸在即将丢掉国企饭碗的恐惧中时，大表哥辞职了。那时他已经由外操转为内操，下一步就是提值班长，他的辞职如同一道惊雷，炸裂了全家人。

（编者注：“外操”是负责现场的、在操作室外部工作的操作工，主要负责日常巡检，采样，打扫卫生，通常是刚入门的工人做，体力劳动比较多；“内操”是在操作室内部通过操作系统控制调整装置日常生产的操作工。）

东北人对捧上“国字头”饭碗有一种执念，即便当年的国营工厂已经连年亏损，工人们只能按照正常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开工资，但职工们依旧忠诚地扎在那里。大家安于现状，日复一日地工作，每天机械地重复着三班两运转，期盼着企业可以尽快好起来。

（编者注：“三班两运转”‌是一种综合工时制，它将一天分成两个十二小时的换班区间，三个作业班进行轮番上班。每天有一个班在休息，其余两个班正常工作，三班循环运行。）

家人轮番给大表哥做思想工作，但收效甚微，闷闷的大表哥继承了大姨的倔脾气，他是铁了心要和同学出去单干。

这个同学——我暂称呼他为老A吧——是那种活在别人嘴中的“我有一个朋友”的人。他和大表哥是小学兼初中同学，大表哥读技校的时候，老A随父母南下，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赚到了第一桶金，如今，他回来开饭店，第一个便想到了大表哥。

21世纪初，一批早期南下的弄潮儿们纷纷回到东北老家，闪耀的黄金饰品和精彩的南方见闻拨动着大家生锈的心弦，大表哥就是被撩拨起来的其中之一。

大表哥眼见着自己亲妈下岗后靠刷瓶子凑社保，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而且我大姨过去如光环一般的干部身份，还让贫苦的日子雪上加霜——人家女工人五十岁退休，女干部则是五十五岁退休，最后还是我姥爷托了关系，才把她的身份从干部转成工人，好早点能领退休金。

也可能是大表哥厌烦了日复一日的单调工作，不想跟留在工厂的亲爸那样，继续重复着倒班巡线、下班喝酒的碌碌无为。

总之，两个老同学一拍即合，老A出钱，大表哥出力。大表哥去了老A的饭店当起经理，从店铺选址，再到装修设计、日常经营，他全权负责。老A信任大表哥，甚至把采买的业务也交给他，还口头允诺，以后干好了要给大表哥分股。

大表哥也不负老同学的期待，为饭店尽心尽力。饭店开业不到一年，已在昌邑区小有名气，饭口时段宾客络绎不绝，连我当时的同学都常提起：“解放北路上有一家川菜馆，那水煮肉片和麻辣水煮鱼做得真好。”

看着大表哥把生意做得欣欣向荣，我大姨也张罗起了儿子的婚事，先用不多的存款给他置办了衣服，把他常穿的劳保鞋换成了油亮的皮鞋。只是几次相亲都没结果，我妈说，女方对人挺满意，就是嫌大表哥没有正经工作，最后都不了了之。

一年暑假，我像往年一样住在姥爷家。我姥爷那时已经不在了，五个女儿分担起我姥姥的日常起居，大姨和三姨买菜做饭，几乎每天都到姥姥家来。每当她俩聚在一起，都会讨论子女们的婚事——那时我二表哥已经处了一个女友，叫娟娟，爸妈都是二表哥同单位的老工人，见二表哥性格好又有稳定工作，就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了他。

“娟儿啥都好，就是没有个正经工作。”直肠子的三姨挑剔着二侄子的女友。

“人好就行，我瞅娟儿那小孩儿能张罗，又会说话，正好和老二搭。”大姨则很满意这个儿媳妇——娟娟在百货大楼服装店站柜台，大姨说娟娟每个月的销售额是店里最好的，以后还有自己开店的打算。

“啥叫正经工作？咋的，那百货大楼不正经呀？”

我的问题让几个姨们乐得前仰后合。当时的我还是不够成熟，无法真正体会东北人对“国字头”工作的情感。“给公家干活儿才是正经工作”是刻在他们骨血中的认知，像一块精神胎记，伴随一生。

随后，我不再掺和姨姨们的对话，把电视的频道切换到国企电视台的一台。电视上播放着企业新闻联播，先进人物在向电视台记者展现自己每天的工作情况。每个暑假，国企自己的电视台都会在自制新闻播完后，连播一天的港剧，这也是我暑假最大的乐趣之一。

那天很热，风扇一顿一顿地摆着头——那还是姥爷活着时，单位发给他的奖品，已经用了很多年。“要是国锋能有个正经工作就好了”，“实在不行找个差不多的”……虽然盯着电视，但姨姨们的话还是吹进了我的耳中，也飘进了心中。

江北的国营工厂并没有以英雄迟暮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经过几年挣扎、重组整合后，它被上划到垄断型央企，2004年9月，还被人事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授予“先进中央企业”称号。大表哥原来在的炼油厂成为了龙头厂，班组里那批饱食终日、混吃等死的同事们的身份跟着水涨船高，不但收入翻番，还有了六险二金，连吃饭和上下班都有食堂和班车了。本地人会毫不掩饰地向穿着工作服的炼油厂职工们投去羡慕的目光，管他们的羽绒工服叫“职工貂”。

二表哥领了证，娟娟嫂子第一次来我姥姥家时，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长相一般，可皮肤超好，见到长辈会一下子挽住对方胳膊说话，有一种服务行业特有的自来熟，声音嗲嗲的。她不像其他东北媳妇儿那样管我二表哥叫老公、死鬼、老头、那口子，她喊我二表哥“哥哥”，还是韩剧腔调。她总用崇拜的口气夸奖我二表哥，说他是有正式工作的，还不用倒班。

下岗潮那几年，没上进心的二表哥选择在工厂里耗着，他准时上下班，有活儿就干，没活儿就待着，一盒饭、一杯茶水，一坐就是一整天，即便因为单位组织的考试不合格而被末位淘汰，他也不在乎，还是每天正常上下班，用他的话来说：“淘汰就淘汰呗，无非少开点儿钱，我出去能干啥？耗着。”

正是靠这种卡皮巴拉的精神，让二表哥熬到企业扭亏为盈。他的单位在整合后也并入垄断型央企的二级单位，负责国营工厂的信息网络业务，他的班组主要负责安装网线。他如今上白班，收入颇丰且稳定，工作环境不错。因此，二表哥在老丈人家十分有排面，不但暂时住在老丈人家的房子里，连做饭、家务都是丈母娘干。

“你这当哥哥的，还让弟弟抢先了。”“别太挑了，差不多就行，你看娟儿把人伺候的。”面对家人们诸如此类的催婚话语，我大表哥只能用“男人以事业为主”搪塞过去。要是再有人多问，他就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相较于着急大儿子婚事的大姨，我大姨夫更在乎买房的事儿，他常对我大表哥说：“等你挣得多了，就赶紧买个房吧。”

那时，吉林建了很多商品房，有正经工作的那批人凭借稳定的收入和公积金纷纷买上了新房，小轿车也逐渐成为国企工人们的代步工具。大表哥以前的同事们，时不时开着新买的车到老A的饭店吃饭，喝大了还让大表哥开车送他们回去，要是大表哥忙得走不开，他们索性把车停在门口，等第二天酒醒了再来取车。

随着工厂上划，一批批新项目投入建设。操着不同口音的外地人再次汇聚于此，连工厂门口的自助饭盒都排起了长队。江北又恢复了以往的生气，更大的装置，更密集的塔林、更闪耀的灯光，一切都在变好，只有集体所有制的下岗职工和极少数买断工龄的国营职工，成了被时代碾压的牺牲品，独自吞咽着心中的苦楚。

我妈买断工龄后，时常感慨过去现在的变化。她在铁东二小门口摆摊后，既要挨同行排挤，还要忍受来收保护费的地痞。为了给我妈创收，我把班里的同学轮番拽到摊前消费，但还是挣不了几个钱。每当看到那些穿着新款工作服的职工们，我妈都会真情流露，咒骂几句。

大表哥也是如此，他曾在酒后，说不喜欢这些人，即便更多的人流和更高的收入变相带动了饭店生意，但他依旧觉得因为他们让江北变得更拥挤了。我猜想，大概因为他工作过的地方前后对比过于强烈，带来了落差感。

一次，我在饭桌上对大表哥一句不经意的“要不，你再回厂里上班吧”，让大人们集体陷入沉默。大姨夫帮大表哥又满了一杯白酒，“不说这个”。父子俩碰了一下杯，然后开始计划买房的事情，“等年底你同学把分红给你一分，就赶紧把房子买了”。

后来想想，我那话说得着实有些残忍——原本不如自己的同事们，什么也没做，只是在单位混日子，却越过越好，而自己努力上进，却并没有得到什么。当大表哥在饭店招呼那些前同事时，觥筹交错之间的寒暄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刺激，是我无法感同身受的。

大年初二去姥姥家过年，我去阳台找香肠，推开门，见大表哥正杵在阳台抽烟。他一手夹着烟，另一只手里握着一瓶啤酒，窗外的冷空气与屋内的热气融合，化成一阵阵白色的雾气。

他回头看了一眼我，然后转过身继续抽烟。他看向窗外，马路对面是一家国营热电厂的大烟囱，马路的左边是一家国营建设公司。

虽然我们是表兄妹，平时却不怎么爱聊天，大表哥这个人太过严肃，我也处理不好跟特别严厉的人的关系。某一年的假期，我在姥爷家玩火柴时不小心点着了厕所的卫生纸堆，被他发现后用力拍打了我的头，还踢了我一脚，问我有没有常识，这给我留下了不太好的记忆。

“有空带同学去我饭店吃饭。”大表哥没头没脑说了句。

“嗯哪。”我答。

大表哥的后脑勺上生了很多白发，看起来好孤单。他说完这句之后，又是沉默，只是一个劲儿喝啤酒，我听着“咕咚咕咚”灌酒声以及之后的打嗝声，觉得如坐针毡。

随着职工们收入增加，他们那种由内而外的优越感开始外溢出来。饭点儿，随便在解放路上找一家饭店，大概率可以看见几个敞着企业工作服的大老爷们，肉嘟嘟的脖溜子上顶着一个圆咕隆咚的大脑袋，头发或稀疏或中空，肚子凸起，像一只开了翅膀的胖蝈蝈，对服务员呼来喝去。

国企工厂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控制正式员工的数量，很多试图通过找关系进入企业工厂的人，最后只能通过中介以劳务派遣的方式入职。每月只拿固定收入，奖金待遇远远不如正式职工。我曾听二表哥提起，他班组里有几个年轻的大学生就是通过“找人”进厂的劳务派遣，我对这种花十万块找一个月薪不到三千工作的做法颇为不解，可能这就是“给公家干活儿才是正经工作”的升级版，这种DNA不但刻在了老一辈的骨血中，还遗传到年轻一辈的身上。

不过，大表哥应该不是这样想的。他离开工厂的真正原因直到现在还埋藏在他心里。“要是当初那样做会不会更好”，“当时要是这么说就好了”，这些想法肯定频繁地在他心里交替着，以前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却是梦寐以求。这种时候，或许谁都会喝上一杯，当为落寞的自己抚上一首哀歌吧。

我有时会想，相比充斥着复杂情愫的家乡，如果大表哥去南方，去一个全新陌生的城市，或许能让他感到一丝放松。不过，我从未听到过他想要离开的想法。

没多久，我们收到大表哥结婚的喜讯。女方在天津街卖化妆品，自己的小店，专门卖从南方进杂牌子产品。在品牌连锁店没有成型的时代，那是一个不错的营生。可随着化妆品店连锁化、品牌化经营，这种杂牌小店的利润越来越低，很多已经入不敷出，处于倒闭边缘——不过，好在未来的嫂子人长得挺漂亮。

婚礼当天，大表哥是去新娘姐姐家接亲的，我妈全程参与，我则早早到饭店等着开席。婚礼就在老A的饭店办的，老A按照成本价收大表哥的婚礼费用。

饭店的地面上铺着玻璃板，玻璃下面是细沙和海螺，川菜馆混搭海洋风的装修很是有趣。那是我第一次去老A的店里，大姨和我妈说过，三姨家的表姐喜欢来这里点水煮肉，还让大表哥给多加肉和菜，每次饭店都不挣钱，所以我也就从来不来店里吃饭。我妈吐槽我表姐打小就爱占小便宜，我倒觉得这是大表哥性格矛盾的点：“要是不想让她占便宜，完全可以不加肉，何必每次都加，然后再背后蛐蛐（指指点点）呢。”

但无论如何，结婚那天的大表哥很是风光，过去的同事、领导、同学都来参加他的婚礼，他带着新娘一桌桌敬酒，两人都是真喝。到我们这桌时，我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位大表嫂——个子不高，微胖，脸上涂着厚厚的新娘妆，媚眼如丝，双眼皮是噶（割）的。

我问我妈，新娘是不是朝鲜族人？大姨告诉我们，是的，酒量非常好。

婚礼当晚，喝到站不起来的大表嫂被抬回了家，吐了一地，大姨跪在地上，用抹布擦拭儿媳妇的呕吐物。看到这一幕，大表嫂从床上蛄蛹（像虫子一样蠕动）下地，一把搂住我大姨哭着说：“我妈死得早，你以后就是我的亲妈。”

我大姨深受感动，第二天就到我姥家，把儿媳妇酒后认妈的过程讲述了一遍、又一遍、再一遍。

从后来的事情来看，我大表嫂当时大概率只是喝高了，酒后的话听听就好。

婚后，我大表哥两口子还是和父母一起住在那套多年前我大姨夫分配的职工家属楼里。二表哥搬去了老丈人家，算给哥嫂腾出了一个屋。大姨夫将南面的卧室让给了小夫妻，他和大姨住到北面小卧室。大表哥的屋里做了简单装修，是那种外屋瓷砖、卧室地板再加木制包边窗台的典型东北90年代风格，一个连体大衣柜镶嵌在侧边墙里，一张两米宽的木制双人床上挂着影楼风的结婚照。

六十五平方住一家四口，其中三个是酒鬼，这日子听着就让人胸口长结节。我有些好奇，大表哥都是饭店有股份的经理了，怎么还挤在老房子里？

家族再次聚会的时候，有人提起买房，大表哥一言不发，依旧闷头喝酒，大姨夫也是一杯接一杯。此时二表哥已经通过公积金购置了一套一百二十平的期房，二表嫂娟娟还投资购买了一套平房，据说有拆迁的可能性。

酒过三巡，大姨夫突然把酒盅摔在桌子上：“就他妈你要辞职，臭嘚瑟，现在还和我们挤一块儿，你要是不辞职，现在能挣多少钱！”

一屋子人立马都沉默了。片刻后，三姨夫开始劝架，一边夸大表哥能干，一边说饭店效益好，以后有发展。大姨夫听后更生气了：“那饭店也不是他的，他就是个臭打工的！”

后来，我们从大姨口中得知，老A并没有给过大表哥任何分红，每个月只有固定的六千块薪水和三险，连公积金都没有。当年大表哥努力地做了选择，可生活总是对他开玩笑。一切有种尘埃落定的无力感。

婚前就入不敷出的大表嫂，结婚后立马关了店铺，开始当起全职主妇。大姨和大姨父都已经退休，本来靠着每月几千的退休金，一家人也可以过着安安稳稳的小日子。

但此时，大姨夫又一次将酒后行为艺术上升了一个级别——他没有像其他国企退休工人那样在酒桌上延续工友情谊，在家独酌了一段时间后，他有了新的酒搭子——我大表嫂。随着每年退休工资增加，我大姨夫的酒量也增加了，一小桶散装白酒，不到一礼拜就能喝得一点儿不剩。喝醉后，他就开始在家里耍酒疯，边在床上跳边骂人，我大姨、我大表哥、我二表哥、我姥爷……他将各家的人名搭配上某些人体器官，轮番输出。只要大姨试着让他闭嘴，他就会对大姨动手，大表哥要是护着自己亲妈，他就连大儿子一起打。

每当一家三口打成一团的时候，我那个信誓旦旦要把老婆婆当亲妈的大表嫂，都会躲在角落里，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看着老公公一边诅咒着老婆婆，一边用脚踢开自己的丈夫。

一次，我大姨夫酒后一连扇了我大表哥好几个嘴巴子，碰巧那晚大表哥也是刚刚应酬完，正处于醉酒状态。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大表哥终于回击了，大姨夫老了，根本不是大儿子的对手，几下就被儿子制服了。被教训了一顿后，他老实了几天，没多久又故态复萌——那次没喝酒的大表哥直接动手，从此我大姨夫再也不敢当着大儿子的面打媳妇了。

不过，聪明的大姨夫很快就找到了新思路，他不演武侠片了，改成了演喜剧片，喝酒、大骂、大跳，然后站在床上尿尿，尿到他和大姨睡觉的那张床上。他的酒疯愈演愈烈，无所不用其极地折磨着身边的人，他心中充斥着恨意，对媳妇、对儿子，对很多人。这些恨意从何而来，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通过发酒疯的方式，让被恨的人也感受到他的痛。他像一只海龟，身上寄生了许多仇恨藤壶，那些藤壶缓慢侵蚀了他的身体。

不过，在我大姨夫仇人名单中，肯定没有他大儿媳妇。用我大姨的话说，“他们两个臭味相投，一路货色”。缘分很奇妙，沉默的大姨夫和有些个性的大表嫂，两个和家里其他人都处不好的人，偏偏特别合得来。一向小气的大姨夫会给大儿媳买各种好吃的，还亲自下厨，而我那个会给所有人甩脸子的、甚至因为不喜欢自己老婆婆连我姥姥家都不来的大表嫂，竟会给老公公洗内衣裤。

听着大姨历数大儿媳的各种罪状，我有一种时空再现的恍惚感——是了，就是当年我妈历数大姨的老婆婆和小姑子多么“不是物”的感觉。

我大表哥的女儿双双出生了。

女儿的降生并没有给小家带来多少欢乐，反倒平添了许多压力。房子变得更拥挤了，大表嫂每天因为鸡毛蒜皮和我大姨争吵不休，我大姨夫也加入其中，吵架——喝酒——一起吵架，在大姨的哭诉中，那个家充斥着自暴自弃的热闹劲儿，还是掺着高度白酒的那种。

双双三岁那年，喝醉的儿媳妇和老公公一起联手殴打了老婆婆。经过几次交涉，我大表哥以离婚结束了拉扯，大表嫂带着女儿搬回了她姐姐家。大表哥的那点儿收入显然不足以负担女儿的抚养费，于是，前大表嫂在熟人的介绍下只身一人去韩国打工了，女儿又还给了大表哥。

双双回家，大概是大表哥下坠人生里的短暂幸福时光。因为我二表嫂坚持丁克，双双成了家里唯一的第三代，成了大家的团宠。我大姨和大姨夫也因为孙女短暂结束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战争。

全家一致向前看，但日子并没有变得好起来。

2014年后，饭店的生意一落千丈，“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或安排与公务无关的宴请”的规定，让很多老客户不再光顾。老A不得不改变走中高端川菜的路线，但不断下调的餐品价位，依旧没给饭店带来起色。一年后，饭店结束了经营，大表哥的命运也随着饭店一起，再次下滑。

那段时间，我大姨总是跟人打探治疗皮肤病的偏方和名医，和家庭和睦、工作稳定的二表哥相比，大表哥成了她最上心的人。大表哥身上长了很多苔藓样的疹子，奇痒无比，大姨怀疑是酒精中毒的症状，想让大儿子戒酒，可大表哥已经有了很强的酒精依赖症，有饭局在外面喝很多，没饭局在家喝很多，甚至有时会躲在家里的厕所偷喝酒。

“他越来越像他爸了。”大姨拗不过表哥，也心疼儿子，只能独自吞下无奈。

看了很多小诊所的妙手回春型大夫，大表哥的皮肤病都不见起色。后来才知道，那种皮肤病叫神经性皮炎，和情绪有很大关系。折腾了小半年，涂了好久药膏，病才好利索。

老A决定把饭店打包出售，再开一家物流公司，大表哥也随之到物流公司上班。新公司在江南，家在江北的大表哥没有买车，只能每天倒公交去上班。而他以往厂里的同事们，大都购置了第二辆车了，连我二表哥家也在两年前买了辆十几万的代步车。

新工作远离了过去的国企同事，但大表哥与国营厂的羁绊并没有减少：大姨夫的退休金比大表哥月薪还高，二表哥在单位当上了班长，二表嫂虽然没有如愿开店，但也换了更好的工作，到国营工厂附近的一家小工厂当业务……每到上班时间，一辆辆国企的班车往来穿梭于城市的各个区域，把早已在其他区购房的职工们送到江北上班。每天挤公交的大表哥，看着路面上座位宽裕的班车，会有怎样的感受？后悔、无奈、不甘还是漠然？

他的心思谁也猜不透。

大姨经常和我妈抱怨，说大表哥越喝越厉害，在他床底下找到一堆空酒瓶子，全都是白酒。不过没过多久，她就无暇顾及大表哥了——大姨夫中风了。

多年酗酒透支了大姨夫的身体。一个平常的夜晚，他摔倒在厕所里，从此再也没站起来，以后的日子，吃喝拉撒睡都靠我大姨照顾。一边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一边要看管孙女，买菜、洗衣、做饭样样都要操持，我大姨忙得像个陀螺，被生活鞭笞得一刻不停歇。

不幸中的万幸是，原本大姨夫把持在手的工资卡终于转到了大姨手中，他的退休工资已经涨到了七千出头，而大姨每月才一千多的退休金。一人跌倒，全家吃好。大姨短暂开启了“一卡在手，买菜我有”的生活，不但经常光顾大华市场的牛肉摊，偶尔也会在市场点上一份锅包肉和香辣肉丝，再把二表哥夫妻俩叫到家里小聚。

每当这时，被迫戒酒的大姨夫都会报以plus版的咒骂。瘫了后，他不能喝酒了，准确说，是不能凭借自己的双手实现喝酒自由了。不过，他神智清醒的日子也没有多少改变，他每天硬塞食物，有时甚至要吃四五顿饭，然后拉尿在床上，用这种方式报复家人。

如果我大姨是个恶毒女人，会放任他在床上长褥疮，学着他年轻时那样殴打他，继而启动冤冤相报模式，可惜并没有，大姨依旧尽心尽力地伺候着这个单方面与她结缘、结怨小半辈子的男人。

苦难的生活会拉长人对时间的体感。在这漫长的季节里，大表哥成了这个嗜酒之家里最后的死疙瘩。他还在喝，只是尽量不在大姨和双双的面前喝。他上班，和同学应酬，彻夜不归，带着一晚上都没消的酒气回家，换套衣服再上班……

看见大儿子这种近乎自毁式的日常，大姨很希望再帮他找个媳妇：“要是有个女人，没准儿他能有改变。”

“我现在这样，哪有女的能跟我？”大表哥感慨。

大姨只能背地里感叹自己命苦。

这些年，关于前大表嫂的信息我知之甚少，只是听大姨提起她到韩国不久，就嫁给了一个韩国老头。相比于在三八线后面隐身的前大表嫂，我的二表嫂则拉满了存在感——她纹了眉、买了貂儿，走起路来晃飘飘，腮帮子肉都往下掉，说话的语气也高几个调。

辉煌了几年后，国营厂再次进入亏损阶段，各厂都在喊“提质增效”。二表哥的收入又下降了，二表嫂倒是在江北的小化工厂干得有模有样，在我姥姥家现身时，不但身材横向发展，就连态度也有些翻身农奴把歌唱的味道。以前的嗲妻变成连片子嘴，对丈夫的称呼从“哥哥”变成直呼全名。

在单位，领导给二表哥讲形势、任务教育；在家里，二表嫂续上课：“男人的价值在哪？不就是看能往家里拿多少钱吗！”“你现在开的（工资）都没我多！”“这些年，我爸我妈可没少花呀……”

我担心他俩也会离婚，可我妈给我说了一个爆炸信息——二表嫂丁克，是因为先天性心脏病，她娘家全家之前一直瞒着没说，结婚好几年后，才和二表哥坦白。

“也就是国玉心眼儿好使，换别的男的早跟她离了。”我妈对她有诸多不满。

好在形势又一次逆转，随着总部新项目的投入，国营厂再次抓住机遇，效益翻红，恢复了长子排面，二表哥的家庭地位随之恢复。

一晃过了两年，老A的物流公司生意一直不温不火。一天，我大姨说，双双妈回来了，想要把女儿带到韩国去。

起初，大表哥很反对，但前大表嫂态度坚决，她很清楚表哥的心思，告诉他，比起让女儿留在这个四线城市，有韩国身份的她更能给女儿好的教育。大表哥纵有千般不舍，但想想女儿的前途和未来，再想想多年来辛苦的亲妈，只能同意了。

签证手续办得很顺利，双双开始了异国生活。初到韩国的双双还常常和我大表哥视频聊天，听着女儿不停叨叨又学了什么、认识了什么人、吃了什么好吃的，连站在手机旁的大姨也感受到了大儿子的快乐。

只是，随着时间推移，双双与爸爸的联系稀疏了。为了融入新的环境，人内心会不自觉逐渐抛弃另一个环境，无论我们是否愿意，这都是无法改变的定数。

转眼间，双双就是个念初中的大姑娘了。2019年，她回国过暑假，再次回到了她出生的地方，那套老房子。为了她住得舒服些，大表哥腾出房间，在厨房一角搭了一张简易床自己睡。大姨说，双双胖了、高了，但和他们也不亲了，连说话都不爱搭理，只有带她出去购物的时候，才会应付一下他们。

为了让双双开心，大表哥买了一个大金镯子给她，还带着她到本地最好的“财富”（商场）买了好多衣服，每天带着她不重样地下馆子。可双双还是不冷不热的，大姨不解，为何走了不到两年，孙女的变化如此之大？

暑假快结束了，父女俩的关系没有任何变化，双双还是若即若离，带着冷漠的天真。在饭店，大表哥拍了一张女儿的照片，照片上双双穿着红色卫衣，梳着披肩发，玩着大表哥新买给她的iPhone，闷着头，没有任何想要配合的意思。但这已经是这个暑假里大表哥能拍到的和女儿最亲近的照片了，他把照片设置成了微信头像。

双双即将回韩国的前一晚，破天荒地想要奶奶搂。她躺在我大姨身边，大姨像小时候那样摸着她的脑袋，和她讲小时候的事情。不知过了多久，双双搂着我大姨的胳膊，开始小声哭泣，向奶奶诉说出国这一年多的不顺遂：

她妈到了韩国后，在一家小工厂干活儿，是那种本地人都不会去的电池厂，又累又对身体不好。不到一年，她妈在朋友的牵线下嫁给了一个韩国老头，是个没结过婚的男人，一个货车司机，条件一般，但收入可以供一家人吃喝。

她去了韩国后，靠着继父供养，她妈则当起了家庭主妇。他们家很小，每次继父与她妈同房时，都要在屋子里拉起一个布帘充当隔断。最近，继父腰坏了，不能再开车了，为了养活一家人，她妈只能回到小工厂干临时工。

相较于物质上的匮乏，语言上的障碍和无法融入当地文化的边缘感，让正在青春叛逆期的她很迷茫。

听了孙女的哭诉，我大姨更生气了，把双双送到机场后，就给我妈打电话吐槽：“她也不能因为这些就和我们甩脸子吧？这孩子白疼了。”

或许我大姨和大表哥那些腻歪的情绪、那些自认为血浓于水的亲情，对双双而言都太生疏了。大姨夫和大表哥都困在了过去，只有酒精能让他们暂时麻痹，或许谁也不能说清楚，痛苦地清醒着和快乐地宿醉着，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但孩子的适应能力很强，会把过去残忍地抛弃，用一种没有节操的勇气去面对每一天的变化和精彩。大人们没有那种能力，他们不停回头，寻找生机的眼睛是暗淡的，他们会用很慢的放映镜头反复观看过去，像个钟摆始终在原地摇摆。

2023年，疫情结束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大姨夫突然走了。那时火葬场爆满，大表哥找了认识的人才顺利安葬。最后，殓葬、墓地所有费用，还是这个没出息的大儿子出。大姨哭得很伤心，打了一辈子、恨了一辈子，这个孽缘早已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大姨夫走了，她的心也空荡了。

我妈安慰我大姨，说虽然没了男人，好在还有两个儿子。我二表哥算省心的了，老A也一直给我大表哥发着工资，除去每月给双双的两千块钱，日子也还算过得去，老头子走了，正好可以过几天消停日子了。

我妈劝我大姨多出去逛逛，吃吃饭、买买东西，我大姨听进去了，她再次恢复了年轻时爱美的性格，烫头、买大衣，还向我妈推荐哪家菜馆的特色菜好吃。看着年过七十的大姨把生活过得越来越有滋味儿，我也替她高兴。

纵观我大姨一生，绝对是个吃苦专业户，她不但经常吃苦，还能苦中作乐。我本以为大姨一生苦涩终于要换来晚年喜乐了，可她还没乐多久，就再次掉进苦窖——我大表哥住院了。长期酗酒引起的肝腹水，在本地两家医院治疗效果都不明显，只能转去长春。

当我们得知消息的时候，大表哥已经出院了，我们还是从大姨那偶然听到的。

不知是不是大表哥早有预感，出院后不久，他开始为大姨办理各种医疗保险手续，教她使用各类便民APP，还想用工厂给我大姨夫的丧葬费把老房子装修一下，让大姨住得舒服一些。大姨坚决反对，娘俩还因为处理家里废品的事大吵一架。

2024年刚立春，我妈接到了大姨的电话，说大表哥又住院了，二表哥已经在医院护理一段时间了。我们火急火燎到了医院，看到躺在床上的大表哥整个人都瘦脱相了。他眼眶凹陷，时而清醒时而迷糊，全靠球蛋白维持生命，嘴里却念叨着：“要去看双双”“病好了，就去韩国找双双”……

在病房里，我们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老A，是个样貌平平的胖子，平凡得和那些在饭店里酒后吹牛的中老年男人没什么两样。我妈问起他股权的事儿，他一摆手说：“提这干啥，看病要紧。”

霎时，我觉得世界荒谬得可笑。

一个多月后，弥留之际的大表哥通过视频见到了身在韩国的双双。带着对女儿的不舍，大表哥走了，留下全部身家，三万块钱。

江北的国营厂迎来了第六次创业，一批批装置在遵义东路上建设起来，看着人头攒动的工地，我想，或许在时代涌动的大潮中，人真的会有某种可以获得可靠、真实东西的幻觉。但时代车轮碾压下，渺小个体的所有努力，不过是螳臂当车。

大表哥、酒、以及他无法释怀的过往，就这样消散在这个春天。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吴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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