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讨薪声援走进刑事法庭——从景树仁案看劳动、权力与阶级

2026年9月11日，兰州市城关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一审判处景树仁有期徒刑四年。他的全部“罪行”，不过是无偿转发了九条帮人讨薪、追讨工程款的求助帖。景树仁当庭表示上诉。

四年的牢狱，是对一个普通劳动者家庭的残酷摧残。面对这起判决，任何把司法机关美化为中立“公权力”的说法，都是对受压迫者的麻醉。列宁早就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法院的法槌砸向景树仁，不是为了维护什么抽象的公共秩序，而是在动用专政手段，保卫资本压榨活劳动的权力。

一、欠薪是资产阶级转嫁危机的制度性掠夺

在雇佣劳动制度下，资产阶级不仅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经济下行时，甚至连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工资都要扣留。

在建筑等层层分包的行业里，资方之间的债务纠纷，被制度性地转嫁到底层工人的头上。老板们把拖欠的款项当作账面上的数字游戏，在豪宅名车里等待周转；而出卖劳动力的工人，房租、饭钱、医药费和孩子的开支，一刻也拖不起。

官方设置的“劳动仲裁”“信访投诉”往往程序漫长、互相推诿，实质上是用时间成本消磨工人的意志，给赖账的资本打掩护。工人在走投无路时上网呼救，是最起码的求生自卫。但在统治者的逻辑里，工人的死活根本无足轻重，资本的利益和脸面才是不可触碰的红线。

二、专政究竟对准了谁？

这起案件把阶级专政的性质暴露得一清二楚。

资本方恶意欠薪、践踏合同，涉及成千上万人的生计，却极少被追究刑事责任。各级机关打着“优化营商环境”“保护市场主体”的幌子，对欠薪老板极尽安抚、调解和包容，甚至把这种赤裸裸的侵吞美化为普通的“经济纠纷”。

相反，劳动者的自卫和互助却被迅速定为重罪。景树仁分文未取，只是出于同情替工友转发求助，司法机器却以惊人的效率给他扣上了“寻衅滋事”的罪名。法院指责他“明知虚假而散布”。但一个普通劳动者，既没有查账权也没有侦查权，怎么可能做到审计级的核实？把普通人的核实局限直接推定为“主观犯罪”，无非是用弹性罪名堵住劳动者的嘴。

这种鲜明对比击碎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鬼话。在资产阶级法权看来，老板欠薪是合理的市场代价；谁要把这层遮羞布扯下来、触动了利益链，谁就是在“破坏公共秩序”。

三、统治阶级真正恐惧的是阶级团结

为什么专政机器要对一个无偿转帖的人下此重手？

因为资本统治得以维系的前提，是把劳动者切碎成互不相干、孤立竞争的原子。如果工人们只是下跪讨薪或者独自痛哭，对秩序构不成任何威胁；但如果工人们开始彼此声援，零散的求助汇聚成共同的声音，阶级意识就可能由此萌发。

景树仁的行为触碰了统治秩序的痛处——他在客观上践行了劳动者之间的阶级声援。

判处景树仁四年重刑，是一场赤裸裸的阶级恐吓。统治者要向整个社会表明：谁也不准帮劳动者说话，谁敢打破这种孤立状态，专政铁拳就会砸向谁。他们试图用严刑峻法逼迫每个人退回自私与冷漠之中，任由资本逐个宰割。

四、抛弃改良主义幻想，走向自觉的组织

景树仁当庭上诉，这是他在法庭上该争取的权利。但作为马列毛主义者，我们必须讲清楚：决不能对这个司法体制抱有任何改良主义和合法主义的幻想。

指望资产阶级法庭“天理昭彰”、指望官僚机器良心发现，完全是缘木求鱼。政权的阶级性质决定了它不会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只要政权性质不变，法律就始终是统治阶级手里的刀把子。

同样，单纯依赖个别网络好心人或流量热度，也远远无法动摇资本与权力的同盟。在严密监控的网络空间里，零散的求助贴极其脆弱。

工人的真正出路，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话——组织成为阶级。

必须看清现实的阶级本质，不再对“为民做主”抱有幻想；

在生产与斗争的第一线，建立起工人自己独立自主的团结和集体力量；

摆脱盲目的个人求助，走向有纪律、有意识的集体自卫。

景树仁案是资产阶级专政欠下的又一笔账。它不仅压不服真正觉悟的劳动者，反而会让更多人从合法主义的幻梦中清醒过来，彻底认清现实，放弃幻想，走向真正的觉醒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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