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支持平台经济公约 零工组织权成焦点

国际劳工组织6月12日通过全球首部有关平台经济体面劳动的公约，中国代表团投下赞成票。人权组织指出，中国数以亿计零工工作者能否获得保障，关键不在官方承诺，而在他们是否拥有组织、表达和追责的权利。受访者说，在就业压力和消费疲弱之下，越来越多年轻人进入外卖、网约车等平台行业，但低报酬、罚款和事故风险仍由劳动者承担。

6月17日，人权观察发表由亚洲区副主任王松莲撰写的文章指出，中国以接单、派单、平台劳动为主的灵活就业人员估计达到3.2亿人。文章认为，纸面承诺意义有限，除非工人能够组织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追究零工平台和政府的责任。

北京民间机构益仁平中心联合创办人陆军6月21日对本台说，中国政府对国际劳工组织这项公约投下赞成票，并不令人意外。他说，中国政府在人权议题上一直采取区别对待，对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严防死守，但对部分经济权利会保留一定空间。

他解释说：“主要原因是它也担心对工人、对劳工逼得太紧，剥削得太重，工人们会不会像当年波兰团结工会那样揭竿而起，威胁它的政权。”陆军认为，如果工人想组织自由工会，或者和雇主进行集体谈判，在中国绝对不被允许。

外卖员单价下降 平台风险转嫁

近年来，中国青年就业压力持续受到关注。官方公布的青年失业率曾在2023年中升至21%以上，随后官方调整统计方法。人权观察文章认为，正规就业市场疲弱，促使更多年轻人进入零工行业。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网络接单人员，已成为城市就业结构中的一部分。

温州经营服装批发生意的周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经济放缓带来的影响已经不只停留在企业账面上，也改变了年轻人的生活安排。他说：“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美国加税，也不是出口。我们做内销的，最怕的是没人买东西。以前节假日店里人很多，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进来看一看，问一问，最后不买。现在不少人婚礼都简单办，能省就省。我身边几个九零后员工，本来准备买房结婚，现在都往后拖，说先把工作保住再说。还有人毕业后回老家住，或者继续跟父母住，一个人在城市租不起房子啊。”

内需疲弱成为企业主要压力

苏州一家机械零部件企业负责人张先生对本台说，出口订单减少对企业有影响，但更明显的压力来自国内市场。他说：“以前下游企业会提前备货，现在都是有单才做，库存压得很低。很多客户跟我们说，东西卖不动，他们也不敢多进货。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大家都躺平了，不消费，也不投资，这日子就没法过了，还搞什么内需。”

在就业压力和消费疲弱同时出现的情况下，平台经济成为不少年轻人的临时出路。上海外卖骑手陈先生对本台说，骑手最担心的是罚款、超时和事故。他说：“我们每天看起来是自己接单，其实时间都是平台算好的。你慢一点，客户投诉，平台扣钱；你快一点，路上风险就大。下雨天、台风天，单价有时候高一点，但出事故没人真正管。很多人不敢停，因为一停就没收入。”

陈先生说，骑手收入近年持续下降。他说：“从去年起，兼职骑手送餐单价从两年前每单七八块钱，降到现在五六块钱，甚至四块钱左右。有人为了赶时间，逆行、闯红灯，被罚款，损失更大。”

近期纪录片《2026中国外卖员生存报告》记录的外卖员处境，也与陈先生的说法接近。该片由《三联生活周刊》子频道“三联生活实验室”于4月17日发布，相关存档信息显示，Bilibili平台已搜索不到该片。片中外卖员说，早年一单约10元人民币，如今多为3至5元。

6月18日，网传视频显示，河北保定街头有外卖员情绪崩溃，拍打自己头部。网传信息称，该外卖员因顾客投诉被平台罚款50元。相关行业数据显示，中国外卖骑手数量已超过1400万人，平台罚款、投诉和派单规则，成为骑手日常压力的一部分。

组织权受限 劳工NGO空间压缩

人权观察文章指出，中国零工工作者与其他国家同行一样，面对低报酬、收入不稳定、劳动条件不安全、工伤保障不足等问题。但中国工人还面临另一层压力，即无法自由组织独立工会。文章说，中国工人缺乏自主组织工会的权利，试图组织劳工维权的人士可能面对逮捕和监禁。

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浙江学者严华（化名）对本台说，中国官方近年把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纳入基层治理体系，一方面处理劳动纠纷，另一方面防止群体性行动。她说：“平台劳动者人数太多，流动性又强，如果他们能够自己组织起来，议价能力会很快上升。但现在的做法是把他们纳入官方工会、社区、党组织和行业协会，这些组织不是由工人自己产生，也不向工人负责。他们往往压制工人的诉求。”

陆军还表示，对于集体谈判、自由工会等工人自发组织，官方打压向来严厉。近年来，国内劳工NGO空间持续被压缩，能继续开展工作的草根组织已寥寥无几。他说：“最近这些年，中国劳工NGO几乎被打压得七零八落。即便是过去那些只为工人提供法律援助、职业培训或文化教育的草根组织，现在也基本上不被允许运作了。”

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新公约，要求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者获得体面劳动保障，包括合理报酬、职业安全、社会保障、数据和算法管理透明，以及组织和集体谈判权。人权观察认为，中国支持该公约之后，仍需批准并落实，真正标准应看工人是否能获得可执行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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