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院里的日常与脆弱：一份基于田野调查的照护观察

快90岁的李云珍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可最小的女儿已54岁，还要照顾孙辈，她只能住进养老院；殷好婆是认知症患者，重度失能、长期卧床，为防止她撕扯尿布，护理员只能给她戴上约束手套；68岁的邹阿姨腰间绑着很宽的护腰带，脊背佝偻，但作为护理员，每日仍要抱起105斤的毛好婆……

这些都是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至善博士后吴心越，在福建永安两所养老院观察到的日常。

2016年、2017年的暑假，以及2018年的下半年，吴心越与护理员一起扫地、发餐、喂饭……近距离看见失能老人如何“熬时间”，也看见照护者在脏累重压与自身养老焦虑之间周旋。

2026年3月，新书《薄暮时分：养老院里的日常与脆弱》出版。她将镜头对准养老院的日常照护和社群生活，试图为公众揭开养老院的真实图景。

从2016年吴心越初次走进养老院到书籍出版，十年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2.3亿增至3.2亿。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预测，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届时中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

在此背景下，机构养老被越来越多家庭关注。围绕养老院里的生活百态、照料外包等话题，南方周末记者与吴心越展开对话，试图从养老院的走廊与病床边探讨：我们将如何老去，又该如何被照料。

“人真的会老到这种地步”

南方周末：书名《薄暮时分》里的“薄暮”，想向读者传达什么样的感觉？

吴心越：这个概念主要受我导师赵刚的启发。大家常把老年比作“黄昏”，但他认为，黄昏其实还蛮美好的，落日甚至很辉煌，而“薄暮”则是太阳已落、天色将暗的时刻。老年是一个漫长过程，不同阶段的身心状况也不同，尤其六十岁之后的阶段可能长达二三十年。“黄昏”更像六十多岁刚退休、身体尚好，仍有活力的阶段。“薄暮”则指向八九十岁老人所处的衰弱失能、生命将尽的那段特殊时光。

南方周末：当初为什么会想到去养老院做这样的学术研究？

吴心越：最直接的原因，是我爷爷强烈抗拒去养老院，还有我奶奶跟我转述的有关当地养老院来源不明、真假难辨的坊间说法。主要是社会上对养老院也有些偏见，比如对养老院的污名化、普通民众对护理员缺乏信任，老人对养老院的抗拒更多来自生活环境的断裂感。

那时，我对养老院里的状况也不了解，所以最初纯粹是经验上的好奇：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进入养老院后，我才意识到养老的系统性危机，慢慢把它变成一个学术问题来深入研究。

南方周末：选择永安有什么特殊原因？从全国来看，永安具有普遍性吗？

吴心越：最初是因为我家在永安，有熟人介绍。后来我发现，永安的社会背景能折射出全国普遍性的问题。

比如它的人口结构高度老龄化，80岁以上的老龄群体、失能失智老年人在快速增加。又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严格执行带来显著的少子化，家庭规模变小、世代分居。我觉得这会是中国未来更普遍的走向。

同时，永安养老机构中的照护实践和互动模式又具有普遍性。除去少数最高端的养老院，全国大部分普通养老院的照护服务基本就是如此，也接近多数工薪阶层能获得的机构照护。我得到来自不少地方读者的反馈，都说跟他们在养老院感受到的一样。前段时间，有位来自南京一家养老院的护理员也告诉我，书里的内容就像她身边的事。

南方周末：能介绍一下这两家养老院的大致情况吗？

吴心越：第一家是公办养老院，有将近四百位老人，设施较好，环境幽静。但它没有营收方面的压力，对入住率也没有什么要求，所以会“反向选择”老人，更倾向于接收身体还能自理的老人，甚至还有空床。

第二家是民营养老院，有三四百人，收费更高，更倾向于接收失能失智的老人，整体氛围不太像“养老”，更接近失能护理。在管理上，它更追求入住率和市场口碑，因此对服务要求、管理精细化程度，有时甚至高于公办机构。

这两家养老院入住老人的年龄多为八九十岁，女性多于男性，大部分是有退休金的城市老人，农村户籍的非常少。

南方周末：2016年7月7日，你第一次去老年公寓做田野研究，当时的感受是怎样的？

吴心越：最初接触的老人身体状况还不错，至少能半自理。我小时候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相处多，关系亲密，所以当时见到这些老人，感觉很亲切。但后来去了护理区，冲击非常大。

因为我日常接触的长辈也就七十多岁，大多能自理。可护理区的老人却长期卧床，剪着短平头，仅凭穿着发型，第一眼甚至看不出性别。因为长期卧床，他们的肌肉紧绷，手脚伸不直，身体蜷缩着，背后垫三角垫，两腿之间夹着软垫以防皮肤磨损。

那一刻，我第一次意识到，人真的会老到这种地步。我当时差点哭出来，忍不住想到我爱的人最后会老到这样的地步，情绪一下被击中。后来待得久了逐渐适应，这些内容慢慢成为田野的一部分。

“花钱坐牢”

南方周末：你把养老院的时间称为介于生死之间的“阈限时间”，走廊电子屏幕上的时间可能快一个小时，护理区的日历停留在几天前。老人对时间的感受，与院外的人有什么本质不同？

吴心越：日常大家都受社会时间约束：工作日、双休日，还有各种时间节点——某项工作的截止日，下个月的计划安排等等。但养老院里的老人却几乎与这些节奏脱钩。

除了重要节日，比如春节、重阳节，周末还是工作日，四月还是五月，在他们看来没什么区别。制度性的安排减少，时间就流淌得格外缓慢。

南方周末：所以有老人抱怨像在“花钱坐牢”？

吴心越：对，很多老人会这么说，方言叫“花钱吃官司”。一天里最能让人感到“时间在走”的，往往只有吃饭：等着到点开饭，议论一下饭菜，其他大多无事发生，只能耗着。老人们说得最多的是“把一天又混过去了”，有点调侃，又带着自怜。

后来，我又回过这两家养老院。虽然有了很明显的变化，比如管理更为规范，护理员也不再穿白大褂，改穿暖色的制服，墙上贴了儿童画一样的装饰，但在日常照护层面，几乎没有变化，老人依然存在“花钱坐牢”的感受。

南方周末：这种无聊和空洞是少数老人的感受，还是普遍情况？

吴心越：很普遍。决定因素主要有两类：第一是身心状态，这是参与社群生活最基本的门槛。第二是社群资本，也就是与人交往的意愿和能力，包括言谈技巧、性情与见识、处事方式等等。能够维持比较活跃社交生活的，只有少部分。大部分老人处在“度死日”的状态，尤其是在护理区长期卧床、失能失智的老人，基本被排除在社交生活之外。

导致这种状态的原因也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养老院的照顾模式难以激发老人的主动性，出于安全考虑，限制外出，缺乏娱乐活动，即使有的老人还能洗碗扫地，也常被禁止。另一方面是人力配置不足，比较好的养老院有专门的社工，带老人开展活动、聊天，给予心理慰藉，但普通的机构很难为此专设岗位。护理员的照护任务已经很繁重，也无力再承担额外的情感劳动。

南方周末：应该做出哪些改变？

吴心越：我建议，如果社会组织能建立长期、在地的连接，而不是只在重阳节“来一次”，会更能为老人提供持续的心理支持。

一些地方在尝试“青银共居”的模式：年轻人以较低租金入住养老院。如果能推广开，并且形成年轻人跟老人的真实互动，也是不错的尝试。

政府对养老机构考核、评级和安全质量要求，确实推动了服务的标准化、专业化，但也使得机构将太多精力花在“应付检查”上，反而缺乏精力营造内部的照护文化。有时更宽松的管理，反而能让机构有空间去探索更自主和更以老人为中心的照护模式。

照料外包是必然趋势

南方周末：书中聚焦了老人、护理员和家属这三类群体。他们之间的权利关系和情感纠葛相对复杂。能否举一个最能体现照护关系脆弱性的案例？

吴心越：我想到书中最后一章写的李云珍一家和护理员的关系。李云珍平时对护理员很客气，甚至有点讨好。她的女儿每次探望，都会带各种吃的送给护理员。表面上，护理员和家属相处融洽，会聊家常，但家属一走，那些照料的细节和态度，往往就和家属的期望有差距。因此，家属对护理员既要讨好，又背后抱怨，还不敢直接说，担心护理员回头发泄到老人身上。这种既依赖又不安的状态，就是脆弱性最真实的体现。

南方周末：要改善这种脆弱性，给予护理员支持是一个值得尝试的途径，可以怎么做？

吴心越：政府部门和照护行业都在推动照护的职业化，这有助于提高护理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认同，改善他们的社会处境。目前也有一些地方民政部门对持有专业等级的养老护理员提供奖励或补贴。

机构内部的文化也很关键。如果机构本身对一线护理员有足够的尊重和支持，员工的各项权利和福利有保障，上下沟通顺畅，他们的工作体验也会有所改善。

对老人和家属来说，也要在互动中多一些尊重，改变那种把护理员当“佣人”的传统观念，意识到这是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护理员得到的支持和关怀，最终可以传导到他们对老人的日常照护中去。

南方周末：护理员的困境也是你关注的重点。她们多是中老年女性，做着一些最脏最累的活儿，也常面临“不安晚年”。田野之后，你对她们有什么新的理解？

吴心越：护理员并非我日常交往能接触到的群体，在田野之前我对她们很陌生。进入养老院后，我一方面体会到她们劳动的艰辛，另一方面也更理解她们的生命历程，比如她们的工作轨迹如何嵌入中国经济的产业变迁，大致路径是从农业生产到工厂劳动，再到服务业。不管是护理员，还是家政工，她们是当下照料劳动的主力。

照料外包很可能是社会的必然趋势，越来越多家庭都会与照料劳动者打交道。了解这个群体，有助于在照料外包中建立更平等、更尊重的合作关系，以及从更大层面为她们提供更多支持。

南方周末：为什么说照料外包是一种必然趋势？

吴心越：从需求的角度来看，高龄、失能老人的数量快速增长，长期照护需求是刚性的，但家庭的照料能力在持续萎缩。一方面，老人的子女本身就面临很大的工作生活压力，上有老下有小，时间和精力都不够。他们并非不愿意照顾，而是分身乏术。把老人送进养老院、请护工，或请家政上门，常常是不得已的选择。另一方面，世代的分离越来越普遍，很多年轻人在大城市甚至国外工作生活，父母留在老家。让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子女每天翻身、擦洗、喂饭，根本不现实，于是照料只能“外包”给雇佣劳动者或专业机构。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照护产业这些年发展很快，除了养老机构，还有家政业、医院护工等，一个更大的“照护产业”在回应需求，服务也越来越多样。

政策层面同样在搭建“家庭之外”的照护基础设施，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到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再到社区养老布局。说到底，国家也意识到，只靠家庭已经难以承载养老。

因此，照料外包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加速的趋势。

南方周末：为什么照料者的付出常常被忽视，照料的价值始终得不到足够的尊重和认可？

吴心越：这是个更大的问题了，是社会对“照料”的长期贬值。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

从生产和再生产分离开始，男性外出在市场中从事的有酬工作，通常更被重视，而家庭内部的照顾劳动，常被认为没有技术含量、没有专业性，仿佛是女性“天生就会”的事情，因此既无需报酬，也得不到尊重。这种“照料贬值”的历史文化根源很深，才导致今天的照料劳动者仍然是缺乏社会地位的，工作强度很大，而薪资待遇比较低。但这种观念也在变化，照料工作正在经历职业化。照护的公共化也是必然趋势。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照护的一天，所以必须正视照护的价值，它是极其重要的、有公共性的工作。

年轻人的养老焦虑

南方周末：书中提到的2014年“中国社会追踪调查”仅有3.73%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的数据，说明进入养老院养老比较小众。在你看来，未来养老服务的走向会是什么样的？

吴心越：首先，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覆盖面在逐渐扩大，国家也在探索居家养老、社区养老的不同模式，推广长期护理保险在全国范围内的落地。

另一方面，随着照料的市场化，城乡和不同地域之间能获得的养老服务差距会越来越大，未来的走向可能也很不一样。在一、二线城市，商业养老机构会越来越专业化，涌现多种多样的养老服务产品；三、四线城市的养老机构可能会以这些优质的养老院为范本，慢慢改善自己的服务；但农村养老肯定不是朝向商业化养老院的模式，而是更需要因地制宜，比如在乡亲邻里等熟人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守望相助的非正式照料关系。

南方周末：眼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养老，甚至有了“养老焦虑”。你怎么看这一现象？

吴心越：一方面可能是家里的父母、祖辈逐渐到了需要照护的阶段，年轻人即将进入照护者角色，对身份转换和方案选择感到迷茫和焦虑。

另一方面他们也在焦虑自己的晚年。很多年轻人不打算结婚，或者结了婚不要小孩，那就意味着这一代年轻人跟传统的“家庭养老”脚本将产生彻底的断裂。机构养老成了可能的备选。他们既好奇“我老了怎么办”，也隐隐不安。

作为照护者和未来的被照护者，这两种角色叠加，养老议题自然在年轻人中升温。

南方周末：一个人总是在不同的阶段蒙受他人的照料和抚育，也有一天需要照料和抚育他人。你在写这本书时恰好也在孕育一个新的生命，现在会有什么新的体会吗？

吴心越：回过头看，我更能理解做田野时，那些老人和护理员的“催生”。前阵子，我带孩子去养老院看我的外公，许多原本不相识的老人都出来看孩子，还要塞橘子。在人生的薄暮时分，看到新的生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喜悦。

小孩出生的第一年，也是我外婆在养老院的最后一年。我感觉到，生命的两端有很多相似之处：外婆最后吃的半流质食物，形态和宝宝的辅食很像。外婆和养老院里的很多老人，也用奶瓶喝水；婴儿学抬头，老人则逐渐丧失抬头能力。

有一次去探望外婆，她吃完东西我给她拍拍背，那一刻，我感觉像在照顾自己的小孩。

南方周末：最后，如果给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一句最实在的养老准备建议，你会说什么？

吴心越：要在现实生活中有互相支持的亲密联结。现在大家越来越原子化，容易把亲密关系当负担。但人在最脆弱的时候，最需要线下的真实连接。这种互相扶持，比钱重要，也比任何技术手段都重要。我们可能要往回走一点，不要把自己活成一座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