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五一特刊】战争在外、压迫在内，劳动者们要生活！

去年，工劳小报写下五一特刊《走上街头，直面乱世》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年世界会变得更糟。

战争在外。

特朗普回到白宫整整一年多，他的关税战像一种慢性病一样在全球的供应链里发作：他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把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战争拖进了一个更深、更没有出口的局面。从加沙到德黑兰，从基辅到加勒比海，战争已经不再是某个遥远地区的局势，而是嵌入到全球资本运作内部的常态机制——它撑起了军工能源产业的暴利，也吃掉了普通人的购买力。今年五月一日，在好几座城市的街头，都可以看到劳动者明确地说出同一句话：我们不愿意再为别人的战争买单。

压迫在内。

这一年，对工人的压迫从经济进一步延伸到了人身与政治。美国的ICE在全国范围进行大规模抓捕和驱逐，移民工人的家庭正在被一个个拆散。印尼的《TNI法案》让军方重新进入文官领域，对工运成员、学生与环保人士的刑事化打压显著增加。香港在《国安法》之后已经六年没有大游行。

劳动者们要生活。

在战争与压迫之外，更日常的事情是——这一年全世界劳动者的生活成本都在持续逼近临界点。从堪培拉到巴黎、从柏林到台北、从香港到旧金山，“薪资追不上通胀”是横跨南北半球的共同处境。劳动者要的不是奢侈，不再是革命浪漫主义，也不是宏大叙事。我们要的就是一个能够支撑起家庭、能够看得到老年、能够让孩子上得起学的、最普通的生活。然而连这些普通的目标都已经逐渐变得遥远。

战争在外、压迫在内、薪资在缩、AI在吃掉工作。这一年，工人阶级被四面夹击。但也是在这一年，我们持续看到世界各地的劳动者们在街头的奋斗。这篇专刊，我们整理了2026年五一当天香港、台北、雅加达、巴黎、柏林、堪培拉、美国东西岸等地的街头现场。

香港

为生存工资而斗争！

如同前几年，2026年的香港五一没有大规模游行。但今年最值得记下的一笔，是亚洲移工协调会（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 AMCB）在5月1日当天于政府总部外举行的请愿。

自2020年五一大游行因疫情和《国安法》前夕的政治气氛被取消以来，香港的工会与民间团体在街头的能见度持续下降，AMCB也将大部分行动转为室内、领事馆外、或社区内的小型聚会。今年AMCB选择在劳动节这天重新走回政府总部，并非偶然——她们认为，过去这几年外佣的处境并没有随着香港社会表面的“平静”而改善，反而是相反的方向。

AMCB在5月1日当天发表的声明中公布了一份针对50名外籍家庭佣工的最新调查。调查显示，外佣的劳动条件正在持续恶化，其中一些受访者表示，她们现在每天的工作时数已长达18至20小时。对于一份既无加班费、又被《雇佣条例》排除在“工时保障”之外的工作来说，这个数字意味着一种近乎全天候的待命状态——从清晨准备早餐、送小孩上学、做家务、买菜煮饭、照顾长者，到深夜还要应付雇主家中可能随时出现的需求，几乎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

工资方面的数字同样值得正视。香港外佣的法定最低工资（Minimum Allowable Wage, MAW）目前为每月5,100港元。 AMCB的调查指出，即使是已经为同一雇主工作十年以上的资深外佣，平均月薪也仍然只有5,000至5,500港元——也就是说，十年累积下来的经验、信任与感情劳动，并不会反映在薪水上。这与香港本地劳工市场的常规运作逻辑完全脱节。

基于此，AMCB呼吁政府将外佣最低工资调升至每月6,172港元。这个数字并不是工会自己拍脑袋订出来的，而是乐施会（Oxfam）根据香港实际生活成本所建议的“生活工资”水平。换句话说，AMCB所要求的并不是某种额外福利，而是让这些女性劳动者能够在这座城市过上基本不至于陷入贫困的生活。

5月1日当天的请愿规模并不大。在《公安条例》与《国安法》之后，未获不反对通知书的集会与游行已实际上不可能举办，AMCB的行动形式也只能是「请愿」——递交请愿信、发表声明、举牌默立，然后解散。没有口号齐呼、没有游行队伍、没有大型横幅，整场行动约莫一小时就结束了。但对于那些站在前排、已经在香港工作超过十年、月薪却仍停留在五千港币的移工工友来说，这样的行动仍然重要与勇敢。

退休给付，增加！本劳移工，全保！

台北

2026年的台北五一游行在市中心的凯达格兰大道登场。游行路线从总统府前集结出发，沿途向北边的公园路、中山南路前进，最终于立法院前集结并拼上“八大诉求”拼图，邀请三个最大政党的代表上台发言回应。

台北五一游行的参与筹办团体是几个大型工会，包括全国产业总工会、台湾工人斗阵总工会、台北市产业总工会等，他们和一些关注劳权的NGO组成了“五一行动联盟”，作为此次游行主办方。今年的五一游行聚焦于劳工退休金议题，也是配合台湾产业工人逐渐老龄化、面对退休问题的现实，现场估计约有4000人参与。

今年五一劳动节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意义：它是台湾史上首次“统一放假”的劳动节。在过去多年的争取下，公务人员、教师与劳工终于同一天放假，这个本该属于所有劳动者的日子，第一次回到了所有劳动者的手里。因此，游行现场首次出现公务人员和教师团体的队伍。并且，也得益于放假的普遍适用，许多照顾台湾老人家、病人的外籍家庭看护工也得以有机会申请休假，来到现场参与游行。

游行主题定调为“退休给付，增加！本劳移工，全保！”，直指劳工退休保障的整体问题，一方面是本地劳工退休金长期被压低，另一方面则是外籍移工被适用于不同退休金制度，甚至外籍看护工不被承认为劳工，一点退休金都拿不到。

现场参与者手持劳权拍拍扇，一边高喊口号，一边用力甩扇，象征把长年积压的不满甩出来。大舞台上则摆放了多把破伞，象征这个看似有保障、实则千疮百孔的退休制度。台湾工人斗阵总工会副理事长曲佳云提到“这20年下来，雇主成本被砍半，国家财政压力减轻了，省下来的全部从劳工身上挖走。” 另一位来自台湾照顾劳动产业工会的印尼移工Marni则是这次游行中少数的家事看护工代表。她在受访时说：“我在台湾工作十几年，雇主从来没有为我提拨过任何退休金。我们做的是照顾人的工作，但没有人照顾我们的老年。”

集会现场演出的行动剧相当辛辣。剧中由扮演前行政院长“陈菊”的演员质问：“劳退新制有对任何人有好处吗？”由演员饰演的总统赖清德回答：“有啊，雇主成本砍半，移工也没有退休金，这20年省下了好多钱喔。”随后一批移工角色冲上舞台，质问劳动部长洪申翰：“20年前是你们修的劳退新制，让我们移工没有退休金，你骗人！” 高呼后棒打官员。这出行动剧直接点出了今年另一个核心关怀——本劳与移工的处境其实连动，当制度允许企业以“不必为移工提拨退休金”的方式来省钱，本地劳工的劳动条件也会被往下压。

游行到达终点立法院，依照惯例邀请蓝绿白三党派代表上台回应，执政的民进党立委表态“会尽力听取民意”、国民党承诺本会期召开公听会、席位最少的民众党提出“逐步提高雇主提拨率到8%再到12%”。三党表态看似热闹，但依旧只有姿态、没有内容。

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军国主义！

雅加达

5月1日的雅加达被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现场：

一边是国家独立纪念碑（Monas）广场——官方的"五一狂欢节"，由全印尼工会联合会（KSPSI）与劳工党主办，估计动员了20万至25万名工人。普拉博沃总统亲临现场，戴着贝雷帽和军装风格制服上台，向工人挥手、扔T恤和帽子，跟着乐团Tipe-X的歌〈你不孤单〉跳起了他标志性的摇摆舞。当天他宣布了"五项劳工大礼"——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第188号公约（渔业劳工保障）、签署了平台司机保障的总统令（将平台抽成上限定为8%）、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成立"裁员缓解工作小组"等。Monas广场上一时间真的更像是一场政府主办的造势大会，而不是国际劳动节集会。

另一边，距离Monas约4公里外的国会大厦门口，是"与人民同行的工人运动"联盟（GEBRAK）所组织的、与官方版本明确切割的另一场行动。GEBRAK由近三十个独立工会、学生组织、农民团体、女性团体、律师团体、环保组织与左翼政团组成。

GEBRAK此次行动的主题是：“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实现体面工作、体面工资、体面生活”。约一万名工人从国会附近集结，沿着主干道徒步行进。光是从万丹一地就有约3,000名成员搭乘20辆巴士抵达。队伍清一色穿着红色服装，挥舞着工会红旗，沿途以鼓声、汽笛声与口号声推进。

“我们选择在国会前抗议，是因为我们的斗争仍未结束。”KASBI主席Sunarno说，“在工资都还无法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求的时候，作为工人，我们不应该与当权者一起饮酒作乐、庆祝节日。”另一位工会领袖说得更直接：“亲近总统，不等于亲近工人的命运改善。”

GEBRAK现场的视觉语言相当具有攻击性。队伍中段，几名工人扛着一具用纸板和木头制成的红色弹道飞弹模型，弹头涂成黄色，弹体上用粗体写着"STOP WAR"。这些道具直接呼应了GEBRAK五一声明中对"美国对委内瑞拉与伊朗的地缘政治压迫"、"西方对以色列侵略巴勒斯坦的支持"与"对古巴的经济封锁"的批判——把"资本主义的危机透过战争外部化"这个抽象命题，具象化为街头的纸板飞弹。

GEBRAK向国会递交了十项诉求，核心包括：撤除2020年通过的《创造就业法》，通过真正以劳工为本的新《劳工法》；改革全国工资体系，建立"全国体面工资"；废除外包、合约工与剥削性实习；保障女性、身障、平台、医护与教育工作者；停止大规模裁员与打压工会；执行真正的土地改革；释放被捕的活动人士；以及作为国际团结，停止战争。

这一年来，GEBRAK特别把矛头指向了普拉博沃政权的“再军事化”倾向。Sunarno说：“军方的角色正在不断扩张到本应属于文官的领域——免费营养午餐计划、国家战略项目、各部会的执行业务，到处都看到军人的身影。当人民提出不同意见时，政府越来越倾向以暴力和刑事化来回应。”这个批判直指普拉博沃推动的《TNI法案》修正案——该法案赋予军方进入国家机关的合法地位。过去一年间，GEBRAK所属团体的成员、学生、农民与环保人士遭刑事起诉、行政打压的案例显著增加。

这场行动最终以雅加达本地朋克／摇滚乐团The Brandals登台作结。乐团以〈100%控制〉作为闭场曲目，主唱在唱完之前对着国会大楼的方向喊话：“不管你们做什么政策——没有工人，全部都做不出来”

和平、反战、降物价！

巴黎

巴黎2026年的劳动节与以往相比较少暴力对抗，约10万人的游行队伍从一如既往从共和国广场出发，在异常的炎热气候中，人们脸上满是汗水。

由于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上半年一直沉迷于国际大势，并没能腾出时间对法国对工人阶级重拳出击，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今年的游行相对以往较为和平，但是，在这脆弱的平静之下，我们观察到，不同团体带来了各自不同的诉求，而这些迫在眉睫的要求，全都是政府无法回应的：

环保团体希望阻止在法国修建数据中心，无证移民团体希望改革移民程序，学生团体希望让法国学生和外国学生支付相同的学费，土耳其、巴勒斯坦、伊朗各国团体希望法国介入。

法国总工会的秘书长严厉批评了政府预计新推出的一项法令：允许面包店在劳动节当天营业。按照原有的劳动法框架，在节假日，手工业者不允许进行受雇佣的劳动。在总工会看来，这样的法令简直是政治作秀——因为我们明显有比面包师在五月一号能不能上班更紧迫的事情，也就是手工业者们的薪酬根本赶不上油价上涨带来的生活压力。

和平，反战，降低物价，或许是五一街上所有团体的共识。

柏林

先保障我们的工作！

五一当天，柏林及周边地区在不同时段举行了多场不同主题的示威游行。上午近十一点，约4000名参加“myGruni”的游行者穿轮滑鞋或骑自行车穿过勃兰登堡门，旨在主张社会正义、批判城市资源被富人占用；为了呼吁城市增加自行车基础设施，自行车游行一度进入并占用A100高速公路部分路段。

下午，在柏林富人区Grunewald游行继续，要求政府正视财富和城市空间的再分配问题。傍晚近六点，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Revolutionäre 1. Mai”（革命五一）游行开始，其政治表达更加激进，整体呈现出明显的反威权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立场，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游行方阵中，人们举起黑色雨伞，燃放了信号弹和烟雾。据报道，相较往年，今年的“革命五一”游行相对和平，大约有一万人参与，不过其中仍有几名示威者被逮捕，9名警员受伤。

DGB（德国工会联合会）的游行于上午11点30分开始，沿卡尔·马克思大街行进，约12点30分抵达柏林红色市政厅，并在此进行演讲和集会，参与人数约为6000至7000人。今年DGB的口号是“Erst unsere Jobs, dann eure Profite”（先保障我们的工作，再来谈你们的利润），其诉求集中在反对裁员、压低工资以及缩减社会福利。工会联合会强调，良好的工作条件、稳定的就业岗位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应优先于短期利润回报。在市政厅前，柏林-勃兰登堡工会联合会主席Katja Karger在演讲中指出：“攻击八小时工作制、削减养老金、减少工作岗位——我们劳动者不会为政治失误和经济决策错误买单。”

游行队伍中也出现了其他党派和民间组织的声音。紧随DGB之后的是FAU（自由工人联合会），这是一个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基层工会组织，主张通过工人自身的行动实现解放，支持罢工并反对资本主义。IG Metall（德国金属工业工会）中的激进成员分发宣传单，针对德国汽车行业的大规模失业和外包/转移生产等现象，力图组织跨工厂工人联合、为全国性罢工做准备，以此向IG Metall施压。SPD（德国社会民主党）、die Grünen（绿党）等中左政党的支持者也举旗参与。现场甚至还可以见到 TİP（土耳其工人党）高举巴勒斯坦国旗和土耳其语横幅“Kazanacak bir dünya var”，呼应《共产党宣言》，意思是“（无产者）要赢得整个世界”。而在保障劳动者权益这一主轴之外，游行中也不乏支持酷儿运动、社会主义、巴勒斯坦，以及反对北约和种族歧视的相关口号与旗帜。

在集会现场，DGB设有摊位，免费发放支持八小时工作制的贴纸、支持女性选举权的明信片以及反对职场性骚扰的宣传手册。在EVG（德国铁路与交通工会）的摊位上，则有批评当前铁路政策的宣传页，反对由私有化竞争带来的对劳动者的压力，主张停止将公共交通作为牟利工具。现场还设有倡议，呼吁公众签署反对极右翼党派AfD（德国选择党）在埃尔福特召开全国党代会的联名信。

堪培拉

薪资必须跟上通胀率！

2026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南半球正步入深秋。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市中心广场，往日相对宁静的街头，被数百名高举标语的政府公共部门雇员和工会成员占据。这场由社区与公共部门工会（CPSU）主导的集会，直指让所有普通人在世界局势震荡影响之下深感共鸣的痛点：随着油价起伏，物价即将收到深远影响的生活成本危机面前，没有哪个行业的劳动者能独善其身。

当“体制内”公务员走上街头

5月1日下午1点，堪培拉的市中心广场上聚集了数百名抗议者。虽然在传统印象中，澳洲（特别是首都堪培拉）的公务员阶层大多享有丰厚的薪资——在大量高级官僚的拉动下，堪培拉的平均年薪位居全澳榜首。但在参与游行的队伍里这支队更多的是拿着普通薪水、在疫情期间承担了繁重工作但加薪幅度却被远远甩在后面的基层公共部门雇员、公园护林员、公立学校助理和社区服务人员等。他们手中最核心的标语是：“Pay to keep pace with CPI”（薪资必须跟上通胀率）。

这一诉求的背后，是澳大利亚近年来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房租、能源和日常食品价格的狂飙，正在剧烈吞噬这些基层劳动者的实际购买力。

而在游行队伍中，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前来支援游行的护士和助产士工会的成员。尽管医疗系统是公共服务中压力最大的环节之一，但在本地的新闻报道中，却鲜少听到普通护士个体的声音。这并非她们没有诉求，而是源于公共部门严苛的“行为准则”。未经官方授权，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一旦实名对外抱怨工作条件，极易面临违纪审查。这种结构性的失语，让她们只能依靠工会的集体行动来发声。

工人至上，而非富豪；反战，反削减，反驱逐！

美国各地

自2026年以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持续升级，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战争仍在不断延烧，中东局势愈发紧张；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强化ICE移民执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抓捕和驱逐。战争扩张与国内高压统治并行，使通胀、住房、医疗等民生压力进一步加重，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持续高涨。因而自年初至今，美国各地左翼相关的集会和游行也越来越多地围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声援巴勒斯坦、反对ICE暴力执法以及争取工人阶级生存权利展开。

美国西部

旧金山 May Day 示威以 “Workers over billionaires / No war, no cuts, no deportations” 为主轴，涵盖了劳工权益、移民保护、反 ICE、反公共服务削减和反贫富差距等诉求。

早上11点有千余机场工作人员和其他参与者在旧金山国际机场示威，要求改善机场工人工资、医疗保障和合同条件，以及ICE（移民海关执法局）停止在机场进行驱逐和逮捕行为。最近机场工人正在谈判讨论新的工作合同，示威活动参与者想要为新的工作合同争取到更好的条件。在两小时的集会中有25名参与者被逮捕，包括了几名市政厅工作人员，他们在逮捕前表示来此是为了给机场工人们提供支持。

下午两点于旧金山市政厅门口，围绕labor‘s day和今日主题的集会演讲开始，演讲者包括作为工会代表的一名护士和几名其他不同组织机构和学生代表。在约45分钟的演讲结束后进行游行，游行队伍有百米之长。参与者除了市民、工会组织、移民权益组织、社区组织还有学生组织，既有举着话筒大喊西语口号的小学生，也有坐着轮椅头发花白的老年人和身体障碍人士；既有TECH行业工人，也有贴着‘STOP AI’的反AI人士。近几年，大大小小的AI公司在旧金山爆炸式增长，当地房租和生活成本也成倍增加，城区随处可见各种AI公司的标题和巨大广告牌，无时无刻不在彰显AI对普通生活的入侵。甚至在集会同时，一个拉着Stop hiring humans横幅的飞机正经过市政厅上空。

游行最最核心的口号是 “Workers over billionaires”，意思是把工人、普通家庭和社区需求放在亿万富翁、企业利润和政治权力之前，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和特斯拉公司CEO马斯克是被口号和标语中提及最多的名字，值得一提的是近两年特斯拉在硅谷的公司门口长期有反对者抗议。劳工类标语主要强调提高工资、稳定工作、医保、合同保护和工作安全；移民类标语则集中在 “ICE out”、反驱逐、保护移民工人。另一个重要主题是 “No war, no cuts, no deportations”，把反战争、反削减公共服务、反驱逐放在一起，认为政府资源不应该用于战争、镇压和驱逐，而应该投入医疗、教育、公共服务和社区安全，有不少横幅以“为了学生的未来”为主题。还有 “No school, no work, no shopping” 这类行动型口号，强调通过罢课、罢工、停止消费来显示劳动者和普通人的经济力量。

美国东部

在今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波士顿的群众、移民维权组织和工人团体以全美统一的“Workers Over Billionaires”为主题，在全市多处进行游行抗议。上午11点，隶属于国际服务业雇员联盟(SEIU)的工人们集结在East Boston Memorial Park，随后向机场航站楼前进，声援在那里工作的机场工人，抗议联邦政府因移民身份问题将合法工人排挤出岗位。下午，分散于州议会大厦、Dewey Square、市政厅广场等分会场的人们陆续向Boston Common的主会场汇集，于4:30左右达到集会的高潮。

从现场的队伍和口号来看，今年的五一行动实际将工人权利与移民正义、反战、民主权利和住房保障等多样的诉求连接在一起。在“Google Workers Against Billionaires” “Working People Can Defeat Trump’s Agenda” “Trump Must Go Now”等标语背后，可以看到人们对特朗普政府以及其所代表的服务富豪利益、压缩公共福利、强化对外军事行动的深刻不满。反对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也是现场突出的议题之一，反对执法机构制造恐惧和拆散家庭的行为，要求保障移民工人和家庭的尊严和安全（“Dignity and Safety for All”）。由于东波士顿地区的移民以拉美裔为主，集会中的演讲和标语都有英西双语，也有少量的葡语和中文。人们边走边以双语高唱著名的智利左翼抗议歌曲“团结的人民用不被击溃”，表达团结与决心。同时，下图中“Stop the War on Iran”和讽刺油价的标牌也展现出人们对美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抗议。当军火商赚得盆满钵满，战争的成本最终却全由普通劳动者来承担。

除此之外，现场还有零星关于住房负担、环保议题和反性别暴力的表达。如下图，穿着《使女的故事》中红袍白帽的抗议者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提高人们对性剥削的关注。一众黑衣蒙面队列则举着“This Is Fascism”的系列牌子，将白人至上、非法羁押、亿万富豪统治、宗教民族主义等各类表象统一概括为法西斯式的统治以引起人们警觉。

5月1日下午，在美国东部另一个城市内，工人、学生、组织者，以及形形色色的本地居民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参加以“Workers Over Billionaires（工人阶级反对亿万富翁统治）”为主题的五一集会。来自城市不同区域的工会组织、学生团体和左翼组织高举旗帜与横幅，沿街游行后陆续汇入广场。人群中，写着“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亿万富翁”“打倒特朗普政权”的标语格外醒目，也有不少人举着“停止对伊朗战争”“废除ICE”“解放巴勒斯坦”等标语牌，表达对帝国主义战争、移民执法暴力和殖民压迫的愤怒。

社会主义解放党（Party for Socialism and Liberation - PSL）的演讲者走上台前，围绕明尼阿波利斯ICE执法枪击事件后的全国总罢工行动发表讲话。她提到，在ICE枪击事件激起全国愤怒之后，工人、学生和社区组织站出来，以罢工、停课、停工和集体抗议回应国家暴力，明尼阿波利斯的总罢工正展现出工人阶级真正的力量。演讲者强调，正是工人阶级维系着整个社会的运转；没有工人的劳动，一切财富和权力都无法维持。因此面对战争、驱逐和资本压迫，唯有工人阶级团结一致，才能真正对抗统治阶级，争取属于多数人的未来。

随后，高校研究生工会（Graduate Labor Organization - GLO) 的组织者也上台发言，介绍了她们正在进行的集体谈判过程。她强调，正是研究生助教、研究人员和校园劳动者维持着大学的日常运转，而管理层却试图用拖延、推诿和打压来削弱工人的集体力量，因此组织起来、坚持斗争本身就是争取尊严的过程。紧接着，巴勒斯坦学生正义组织 （Student Justice for Palestine - SJP）的学生组织者走上台前发言。他指出，美国帝国主义战争背后的军事工业机器，正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之上：工人的劳动、纳税人的财富不断被抽取，转化为战争机器运转的燃料，而战争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则被亿万富翁和食利阶级牢牢攥在手中；因而巴勒斯坦的解放斗争与美国本土工人阶级的斗争从来不是彼此分离的议题，而是同一套帝国资本主义压迫体系的不同面向。他同时呼吁学生群体继续发挥组织作用，指出从越南战争时期的反战学生运动到今天各地校园中的巴勒斯坦声援行动，学生始终能够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人群从州议会大厦前出发，沿着城市街道向外推进，队伍在行进中不断拉长并重新汇合。工会旗帜、学生组织横幅与各类标语牌交织在一起，逐渐覆盖整条街区。不难看出，这次五一游行所汇聚的议题呈现出高度的政治整合：帝国主义战争与种族灭绝、移民执法机器的暴力运作、教育与医疗体系的持续私有化倾向，以及基本经济保障的不断削减，都在现场被重新放入同一结构之中加以理解与对抗。发言与标语不断将这些问题追溯至共同的权力核心，即由亿万富翁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统治体系及其与国家权力的结构性同盟。

在这样的框架中，各类社会危机不再被视为孤立事件，而是资本积累逻辑在不同社会领域的具体展开形式；也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中，“工人阶级”被反复强调为连接不同群体的现实基础。无论是移民工人、校园劳动者、公共部门雇员还是服务业从业者，都被置于同一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之下。游行队伍在行进至州议会大厦前后重新汇聚，人群在短暂整队后齐声合唱“No One Is Getting Left Behind”——人们在行进与呼喊中不断强调，只有将斗争重新建立在共同的阶级立场之上，才能真正触及并挑战亿万富翁阶级对生产资料与国家权力的垄断，从而打开社会再组织的可能性。

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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