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厂的1480天:焦虑如何证明自己有价值”
来源网站:www.163.com
作者:观察者网
主题分类:劳动者处境
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大厂, 同事, 考核, 部门, 公司
涉及行业:服务业, 互联网信息服务
涉及职业:青年学生/职校/实习生
地点: 广东省
相关议题:绩效考核, 离职辞退(包含遭到裁员或逼退), 工作时间, 裁员
- 张小满所在的大厂中台属于边缘部门,岗位晋升空间小,薪资低,且主要由文科生组成,部门本身不直接创造利润,员工需不断证明自身价值以避免被淘汰。
- 公司实行严格的绩效考核和末位淘汰机制,考核结果直接影响员工年终奖和晋升机会,考核压力普遍存在,员工普遍存在被边缘化和裁员的焦虑。
- 工作中存在随时待命的要求,员工下班后仍需保持工作状态,随时响应领导需求,工作与生活界限模糊,劳动强度大。
- 裁员成为大厂员工普遍经历,员工在合同到期或被边缘化后往往会被裁撤,且裁员过程让员工感受到被物质化和缺乏尊重。
- 大厂员工中存在性别、年龄等隐性考核标准,女性在职场中面临更高压力,但绩效和年龄仍是主要衡量指标。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文/观察者网 王恺雯】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作日上午,张小满像往常一样,挤地铁来到公司,刷卡进闸,穿过“水晶宫殿”般的大楼,走向工位。电脑刚启动,身后飘来一句话:“XX,你来一下。”
她似乎意识到,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2020年春夏之交,张小满经过六轮面试,进入大厂“中台”——一个文科生集中、没有硬性证书要求、纯花钱的部门。这一年她30岁。
虽然有过媒体从业经验,但想在大厂中“活下来”,靠的更多是文字外的功夫,比如老板的“金手指”,“证明自己对公司有价值”的焦虑伴随着张小满身边的每一个人。
收到offer(录用通知)的那一刻,张小满曾经以为找到了“岸”。当时她还没意识到,自己赶上的是大厂未来几年里的最后一个“雨季”。
2026年3月,张小满的非虚构作品《大厂小民:我在互联网公司的1480天》出版。她试图在书中讲述一个文科生是怎么被这个高速运转的系统卷入,如何适应,最后又是如何被甩出去后寻找新的方向。
一名程序员远眺深圳本文图片均由张小满提供
边缘部门的边缘岗位
“你为什么会来大厂?”这是大厂同事间经常会问的问题。
在进入大厂之前,张小满做了多年记者,跑过社会新闻,写过深度报道。直到公司开始要求记者坐班。
“记者要外出采访,坐班和它的职业要求是冲突的,”张小满说得很直接,“我不能接受一边做记者一边坐班。”
辞职后的她曾在北京一家知名杂志社短暂工作,后来又回到深圳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随着存款捉襟见肘,张小满只能重新开始找工作。不久后,朋友给她发来了一家大厂的招聘信息。
当时的传统媒体正在被互联网颠覆,大厂以明星般的姿态出现在各路媒体上,成为张小满的同行们跳槽时的香饽饽。
“对很多离职的记者来说,大厂是他们有限选择中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张小满说。
入职前,她对大厂是有向往的,“相较于传统媒体,互联网行业代表着创新、朝气,是比较有希望的行业。当然,进大厂也有很现实的考虑,它们提供的薪水显然比媒体更高。”
从2020年2月到2020年4月,张小满在经历六轮面试后终于“上岸”,进入大厂中台。这里属于职能部门,但又有别于同为职能部门的人力资源、财务。
“大厂有很多业务线,它们要做品牌宣传、做设计、写文案,公司不可能给每条业务线配置这样的部门,所以就在集团内部设计了这样的一个部门来承接这些业务需求,”张小满介绍。
按照一名同事对中台的定位,这里就是“边缘部门的边缘岗位”,因为相比核心业务,中台不被更高级别的老板重视,薪水更低,晋升空间更小。
“中台是文科生集中的部门,是一个花钱的角色,并不创造利润。”张小满补充道。
从格子间落地窗看到的彩虹
证明自己对公司有价值
面试时,张小满就被告知大厂考核压力很大,有末位淘汰机制。一旦被打低绩效,不仅影响年终奖,在一段时间内也无法晋升。
当时的她,和所有得到机会就紧紧抓住的人一样,有信心勇闯职场,认为自己不会成为垫底的人。
但是,面试时那些对未来工作的畅想没有发生。
成为互联网大厂的一员后,多年的记者经验对新工作没有多大用处,写新闻稿只能算基础操作,是这个岗位的新人入职后要做的事之一,在汇报中不值一提。
尽管“不值一提”,却仍会消耗张小满很多精力。一篇不到一千字的新闻稿要“尽可能多地呈现项目价值”;组长、总监、总经理,每个人都要提意见。经过一次次修改,总经理点头定稿已经是5天后。
后来,张小满又做起自媒体广告投放。在大厂,每个产品或项目上线时都有一笔专门的传播费用,少则几十万,多则百万,其中一大部分是投放给自媒体——通俗地说,就是花钱买软文。
投放后,浏览量、转载量、评论数都会成为外部影响力的证明,一开始,数据会被看重,当大家发现“10W+”可以造假、评论可以买,这种“影响力”也逐渐失去公信力。
另一种影响力来自内部,即同事或同行的转发、点赞。若是被老板公开转发或点赞,就会形成更强大的内部影响力——大厂员工称之为来自老板的“金手指”。
“金手指”难得,一旦拥有,这位同事这一年的绩效就稳了。“这是我们这些做文科生工作的普通员工最快被看见的直接证明,也是存在合理性的直接证明。”张小满说。
“证明自己对公司有价值”的焦虑伴随着张小满身边的每一个人,“点赞就像一支强心剂,会让得到它的人,甚至整个项目组,获得一段时间的安全感。”
深圳的早高峰
同样让人疲惫的,还有那种随时待命的状态。
有天晚上九点,张小满的一名同事收到领导要求改文章的反馈,但他已经下班回到住处,手边没有电脑。“电脑是工作的武器,”领导对他说,“我到现在,去哪里还背着电脑。这个习惯要改,得做好随时响应的准备,武器都没了,还怎么打仗?”
十分钟后,这名失去“武器”的同事回到工位改文章。
在大厂的1480天里,张小满经历了七次绩效考核。前四次考核分为五个等级,后三次考核分为三个等级。她在第一次考核时拿到了倒数第二的成绩:不合格,需要提升。后六次考核都是中间位置。
但真正引发张小满内心震荡的,只有那唯一的一次不合格。此后,考核在她身上引发的波澜越来越小。
何处是归宿?
对中国互联网行业来说,2021年是转折之年。那年春天开始,张小满身边就有同事陆续被裁。到2023年,同事们更是在内网上公开谈论裁员。
对裁员这天的到来,张小满是有预感的。
2023年4月,她和公司的劳动合同已满三年。“正常情况下,我5月就能续签合同,但五一过后公司迟迟没有通知我续签,我就意识到可能要被裁了。”
“一个人在职场被边缘了,你的老板、你的同事会给你很多信号的,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张小满说。
领导找她谈话前一天,张小满刚拿到2023年上半年的考核结果,依然处于中间位置。主管在评价栏里给出的建议大致是:要尽最大努力补齐复合能力,将自己既有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打造别人不可取代的能力。
尽管已经有了心理准备,领导真正摊牌的那一刻,张小满仍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不是怕丢工作,也不是挫败感,而是有一种很强烈的被物质化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像一个东西一样被对待,没有被当做一个很具体的人。我像一个东西一样被这个体系抛弃了。那一刻,我本能的躯体反应就是那样。”她说。
纵然对这个体系有诸多不满,但那一刻,张小满的秩序被打破了,这让她有些无所适从。
不过,转机很快出现,张小满得到了转岗的机会,并且顺利通过了面试。本应在9月30日离职的她,被一个新部门接纳。
一名程序员在下班后的人潮中
虽然还在同一家大厂,转岗的差异不亚于换了一家公司。
新岗位繁复的工作流程让张小满难以适应,压抑感越来越强。她原本想找领导聊辞职的事,结果对方先找来了,她也就顺其自然地走出了大厂。“第二次被裁员,我没有那么难受,算是以一种比较轻盈的状态离开的。”
离职那年,张小满34岁,是整个小组中唯一一个已婚未育的女性。后来,大厂基层管理者许冲告诉她,绩效和年龄是硬性衡量指标,性别不会被摆到台面上,“职场只是对女性更残忍,并不是对男性不残忍。”许冲说。
张小满记得,在大厂时,她有一次和五六个同事讨论起关于工作的选择,同事们给出了各种可能。工作时间最长的同事沉思后说:“那些留在大厂的人,在隔间里等啊等,最后被裁掉。”
“他说完这句话,一桌人都沉默了。我们都知道,被裁员是大厂人的归宿,似乎只有经历裁员,才是完整的大厂生涯。”张小满在书中写道。
从保洁员到“大厂小民”
张小满把这个待了1480天的地方称为“白领的水晶宫殿”,每当走进,都会自动获得一种潜意识:我是一名打工人,应该遵守边界。
“宫殿”里的打工人不止白领,还有保安、厨师、保洁员。张小满经常会观察他们。她的母亲春香,也是一名保洁员。
2023年底,张小满的第一本非虚构作品《我的母亲做保洁》出版,这是她利用大厂工作的间隙写成的,写作过程很辛苦,她会在上下班的地铁上,在手机记事本上把文字一个个敲出来。
好在这本书取得了不错的反响。同事们私下向她打听,脸上摇曳着不可思议和殷切赞扬。
《大厂小民》是张小满第一次“职业化”写作,那时她已经从大厂离职,拥有了更规律的作息,而且“没有领导在头顶盘旋,没有人设置KPI,不用被人管了”。
回过头看,在大厂的那几年,虽身处边缘,但这让张小满获得了一种横向视角,得以有机会去观察大厂里迥然相异的世界,有缝隙去观察和书写。在她看来,自己其实从没有被系统吸附或者从未完全投入进去过,所以才保存了自主性,获得了超越视角。
《大厂小民》之后,是启动新作还是回归职场,张小满想给自己一个开放的答案,“但我肯定会继续写作,写作给我带来了很多与他人交流的机会。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通过文字抵达一些东西,这本身就很吸引我。”
张小满
对于自己下一部作品的题材,张小满也有了初步构想,其中之一是女性视角的生命体验。
“我在深圳生活了十多年,在这里组建家庭、孕育生命。我几乎每天都在写日记,孩子出生以后,我也一直在记录。甚至我青春期时写下的日记,现在都还保留着。这是一种非常私人,但也具有一定公共性的生命经验,很值得书写。”张小满说。
另一个写作方向,是她庞大的家族。张小满的母亲有九个兄弟姐妹,她自己则有二十多个表兄弟姐妹,横跨80后、90后和00后。
“他们有些和我一样,通过读大学走出农村,在大城市安家,有些留在县城成家立业。这一群人的命运其实很适合作为一个社会学或人类学的样本去研究。”
张小满坦言,这两个方向都不算当下出版市场最热门的选题,但她还是会写。
这两年,张小满大部分时候都在客厅的木桌上写作,木头椅子让她的腰更痛了。这时,她会想念大厂里的人体工学椅,但她确信自己不会重返大厂。
“你放弃了一种东西,选择用另一种方式生活,那就继续做下去。所以我不会再回去了。”张小满说。
《大厂小民:我在互联网公司的1480天》,张小满 著,2026年3月,文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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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又有什么资格管人公司怎么面试?
说明了这不是你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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