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专“违章”做人

纯真无法改变现实，但能让人在面对庞大系统时不被腐蚀，并留下一些关于“人”的纪念。

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陆千一回到西北老家，在一所大专当了两年老师。刚到校时，其他老师叮嘱她：

“老师绝不能和学生打成一片”

“不要对他们这么好，他们跟你们是不一样的”

“别给学生好脸，反正天天打架。”

她按自己的想法行事：开写作课、放电影、带学生拍纪录片。她只比学生大五六岁，晚上总去宿舍聊天，周末一起逛商场。她去宿舍值班，包放楼下，转一圈回来，里面塞满了学生送的零食。

但她无法改变系统。她试图推行学生自主管理的改革，结果是：两次被停职，班级被分走，最终辞职。系统施加的压力有时也会伤害感情：有学生试图卖给她一辆事故车，被发现后，学生哭着对她说，这车是汽修专业的老师让卖的。

就连情感连接，也有着奢侈的前提。她教的语文是“水课”，有教学自由；且她只待了两年。在缺乏正反馈的体系里，她承认，如果待上五年、十年，这种热情很难持续。

但这并不是一个宏大教育理想受挫的故事。问她：“你有教育理想吗？”她回答：“教育理想可能太大了......我是对所有事情都带一点理想。觉得一件事不对，就要去改变它。”

最终，现实似乎什么也没变。但这没关系。她带走了和学生真实的连接。纯真无法改变现实，但能让人在面对庞大系统时不被腐蚀，并留下一些关于“人”的纪念。

以下是陆千一的讲述：

漂流到大专

2021年，我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留京同学大多在教培，我也面过几份，但每次进写字楼、格子间都觉得压抑。我也不认同教培里催学生“卷”的氛围。我想写作，但没勇气完全脱离主流，就去了一家老牌出版社实习。

那时我很有信心，觉得能在实习中转向“全职写作”。出版社朝九晚五，每天做公号、拍封面、写腰封。但实习月薪只有一千，房租却要三千多，只能白天上班，晚上接商稿。

更大的问题是没什么想写的。作息规律、工作很平。出版社里有种上世纪的氛围：大院老楼，办公室像客厅，找张桌子聊聊天，事就定了。我感到表达欲越来越弱。

半年后，我决定辞职。恰好生日快到了，我觉得很有仪式感，就选在那天。下班后，朋友陪我待到很晚。整栋楼都黑了，我们给所有同事桌上放了一枝花。第二天我就没去，本意是这样就算辞职了。结果电话来了：“你不能就这样走了，工作还没交接呢！”现在想想当时的做法确实抽象。

2022年夏天，我回了老家，有一天家人推来个链接：一所大专招辅导员。我投了简历，线上面试通过，就准备入职了。虽然现在可以为此找个理由，但坦诚地说，其实我去大专只是偶然，如果有别的机会，可能我也会去。

学校在高新区，周围全是酒吧、台球厅和KTV。进校园，第一印象是“大”，比北大还要大，但更多是“空”。楼与楼离得极远，视野里只有小树苗和疏于修剪的草坪。楼中间不大的人工湖上有两只黑色天鹅——我第一次见到有学校里养天鹅。所有楼都是灰色或土黄，长得一模一样，刚去时我常常迷路。

学校里的一些规则也令我困惑。一位老教师带我参观校园，临走时，老教师打量一眼，叮嘱道：“以后不要穿成这样了。” 我愣住了。那天我穿了件粉色棉麻上衣，配绿裤子，我觉得自己穿得并不另类。一位年轻女老师负责带我熟悉环境，她建议我：带班没用，多上课，才好评职称。我模糊知道这是为我好的话，但不明白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我兴奋地问她学生的情况，她只淡淡地说：学生特别难带。她兼着数学、班主任和行政，看上去总是很累，最常挂嘴边的话是“没有办法”。一天，我提出跟她去班上看看。正好是一节自习课，但学生们要么睡觉，要么聊天。女老师的反应让我吃惊。她走到一个学生跟前，没发火，而是温柔地摸摸耳朵把他叫醒，动作像妈妈。转了一圈，轻轻说了句“你们怎么又不学习啊？”就出来了。这和我的预想完全不同。

我从车间拿的铝花，贴在宿舍门上

查课、领人、人肉门禁牌

2022年8月，开学前因为疫情，学校安排去火车站接新生。正是饭点，客运公司给老师买了盒饭，学生没有。我给两个女孩买了炸鸡。同行的男老师当着学生的面对我说：“不要对她们这么好，她们跟你们是不一样的。” 女孩们把炸鸡放桌上，不敢吃。男老师在一旁催：“这老师给你买的，快吃！”她们依然不吃，那份炸鸡拿在手里，直到走也没碰。

开学第一天早上，我就亲身体验到了这里学生的处境。离上课还有十五分钟，我拎着电脑包悠闲走向教学楼，突然撞见一位领导站在车道上大吼：“一天到晚就是懒，上课起个床都起不来！”场面瞬间混乱，我跟着学生一起跑，路上有人跑掉了豆浆。进了楼，老师正把学生从电梯赶出来，我被当成学生，也一并被赶了出去，只好跟着爬楼梯。

除了当辅导员，我还得兼教语文。这是入职后才通知我的。我带三个专业，一百多学生的课，同时管两百多人的生活。后来才知道，因为缺人，这里的辅导员代课是常态。

第一堂课上，我正在讲电影《情书》，一个老师走进教室，在后排站了半天。我心里发慌，担心讲的内容不对。后来才知道这叫“查课”。如果发现学生上课玩手机，可以当场没收。

下课后我又学到了另一个名词，“领人”。一位同事打电话告诉我，她班上一个学生因为没课时在操场游荡被抓走了，她得去学生处把他领回来。我俩都不明白在操场走动为什么会被抓，更不明白这么大人了，怎么还要老师去领。

事实也确实如此，学生们白天不准回宿舍，出学校更是要经过审批。我的其中一项工作是充当“人肉门禁牌”，审批学生的移动申请。比如请假出校见朋友，我基本都批。其实不批，他们也能给保安递根烟或者翻墙。可如果溜出去被抓，我就得去领人，听领导批评。我不希望被放置在学生的对立面上，让学生觉得“都是因为你，你的老师才受累”。我会告诉他们：下次有事，先跟我说。

有一次周一升旗，一个男生因为染了棕黄色头发，被男老师当众扇耳光。我想安慰他，私下里买了黄头发娃娃送给他，他和我聊了一整个晚自习，讲了许多琐事。

大会上，领导留下忠告：“老师绝不能和学生打成一片。”老教师叮嘱：“唯一的办法就是严查严管，不给好脸。”

学生们也不被当成成年人来看待。比如换宿舍的盖章流程，明明学生自己能办，非要老师跑。一个学生对我说：学校这样做，就是不想让学生有自主思考能力，将来把大家送进流水线就完了。后来我带着学生跑，熟悉流程后让他们自己办，职能部门也只好接受。

这是一个用学历定义人的地方，他们说“你是大专生，什么都不会”，同时他们也会把我的任何行为都跟“北大”标签联系起来。我在学校里骑平衡车，有人说“北大来的，就是特立独行”。领导会对我说，“不要骑了，影响不好”。但自从一个男老师也开始骑，就再没有领导说我了。

我还遇到一件令我难过的事。一天，汽修班的学生向我推荐一辆改装过的铃木北斗星，汽修老师也在一旁热切推销。犹豫时，有同学私下告诉我：这车泡过水，不安全。我坐在车里问那个最初提起的男生：你不知道这车有问题吗？他没说话。我哭了，问他为什么要把这车卖给我。他也哭了，说这车是老师让他卖的。在汽修班，老师更像是车间的老板。学生们习惯了为老师免费洗车、修车，换取通融出校的人情。因为长期服从权威，他们甚至觉得帮老师谋利是对的。

我发现这里的逻辑和工厂流水线没什么两样：不是教育，是用规则制造顺从。我无法理解，晚上回宿舍就翻《县中的孩子》、《学做工》和《弱者的武器》，试图在书中找到答案。有段时间我压力很大，边吃垃圾零食边看剧，靠暴食发泄。结果胖了不少，一条很细的黑裤子都穿不上了。

爱作为一种武器

刚开学，班上有个男生老实木讷，却顶着爆炸头。不久疫情封校，他早起说胃疼想买药，我忙到天黑才想起来。我挺愧疚，买了送去。本以为是小事，但他从此一直叫我姐，主动帮记考勤。学校开会需要凑人头，他主动去。看见我在宿舍值班，他就买零食拿进来聊会天。一天偶遇他和女友，他还让女友跟我打招呼。

聊天时才知道，假期他在昆山电子厂打工，钱汇家里，被同乡骗，吃了一个月馒头。那头爆炸头也是被骗的——他剪发时因为打工太累睡着了，醒来已经被烫了卷，要三百五十块。

他说小时候流鼻血染红一片，村人看一眼就走。“除了父母，没人关心我。我这样的，生来就是给人坑的。有人对我好，给我买药，哪有这么好的事。”

期末，我写了篇疫情时转运学生的文章，手滑发班群里，赶紧撤回。群里一片死寂。好半天，爆炸头男孩第一个说话：“写了一篇很感人的文章。”随后有同学私信：保护好自己。

我意识到和他们建立信任很简单：很多学生一直被当作差生对待，又来自情感匮乏的家庭。只要把他们当平等的人，就能得到他们的认可。我只比他们大五六岁，常去宿舍聊天，周末一起下馆子、逛商场，甚至去了趟酒吧。有一次我去宿舍值班，包放楼下，转一圈回来，里面塞满了学生送的零食。

刚来时，有老师叮嘱我，“别给学生好脸，反正天天打架。”传说里，两个学生走路相撞，便把对方打进医院。接触久了，我觉得“爱打架”的标签太不公平，大多数孩子沉默自卑，表达往往是“爆发式”的：平时不说，一旦遇到契机，会突然找我聊两三个小时。

有天晚自习，我发现只有一个男生在吵闹中痛苦看书。我送了他一本书，在扉页写下《肖申克的救赎》里的话：“有些鸟儿是关不住的，它的每一根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收到书后，他发来流泪的表情。后来他上课认真，考场里所有人都作弊，只有他不作弊。

另一个男生会在晚上一个人去教学楼弹钢琴。整个楼都熄灯了，只有一个安全出口的绿色小人是亮的。钢琴放在楼道的窗边，有一点点月光，但很昏暗。他摸黑弹，也不看谱，弹一些西方古典音乐，弹得特别好。有时他会邀请我一起去弹琴。他弹，我听。弹一会儿后，我们就一起走回去。后来他经常问我：人为什么要活着？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我们会讨论各种人活着的意义。他也常找我讨论法律、女性议题和工人权益，比如他会问我，为什么女生要打扮自己，而男生不用？

语文课上，我发现了更惊喜的东西。第一节课，我布置随堂写“第一次心动”。起初底下起哄：“没有，要不咱写车床算了。”后来，大家都写得很认真。有个孩子写得特别长，后半堂课都没听。原以为“心动”限于男女，结果远比我想象中丰富：除了亲友，还有不限性别的爱。甚至有人写，心动发生在他还是卵的时候，对象是他未来想成为的一只霸王龙。

他们的语言半口语，初看粗糙，细看却有真诚的生命力。写想走路：“耳机一戴，出门就开始走”。写晚班：“一觉醒来，睁开眼睛，居然就又到了上班的时候。”

所谓“高级表达”往往是门槛，是为了区分身份。天然的语言更简洁。我告诉学生，别怕写，日记、备忘录都可以。

期末收上来六十多篇作文，全是认真写的。一个男生在《一个懦弱者的自述》里写打日结工，“看着父母收下我第一份工资的时候，我竟感受到了一丝轻快，压在我身上的东西好像减轻了”。寒假里我给他们手写回信：“你不是一个懦弱者.....凭直觉去做让自己快乐的事，就是最正确的方向。”

之前看《使女的故事》，我觉得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打破阶级再生产的工具。剧中的使女，尽管同行时不能交谈，却在共同的压迫中对彼此怀抱本能的关心。

疫情严重时，一个女生过20岁生日，蛋糕店全关了。我在超市买塑封蛋糕，撒点糖豆。那晚没有蜡烛，大家凑在宿舍，点亮星星灯许愿，在黑暗中聊情感和家庭。那种现实的感情把大家拉近。我感到人与人的情感虽不说真的能冲破什么，但好像就是在跟某些东西抗衡。

一天早上，我醒来看到一个男生给我发微信请假。还没来得及回，他就撤回了。他很快发了下一条：“是我懒惰的人格在给你发消息，不是我自己。”我问：“那现在是你的艺术家人格在给我发消息了？”他说：“不不不，是自律的我，最帅气的我。”我起床后心情很好，发了一条微博。

蛋糕和星星灯

卡夫卡与打螺丝

第二学期，疫情结束，回到线下。我第一次感受到受挫。

课堂上讲课本，学生神游，听不进去。我没办法，最多走过去敲敲桌子。我尝试讲课本外的，读卡夫卡、余华，没人感兴趣。带大家看范雨素，预设会有共鸣，结果还是落空。大家集中不了注意力，没养成长阅读的习惯。我一两周放一次电影，《海上钢琴师》、《寻梦环游记》，来看的从没超过10个人。后来让他们自选，他们挑了个恐怖片，在宿舍一投就看了。

我听过一位老教师的语文课，她戴麦，嗓门极大，热情度120%，像上公开课一样到处点名，换着法问同一个问题：“这段体现了作者怎样的感情？”坐在后排观察，这课知识量不大，但全班都醒着。她总能在学生刚要睡着时，设计一个提问。

我陷入矛盾：我的课知识量满格，学生只吸收1%；她讲20%，学生能全拿走。我试图学习这种方法，但缺乏经验，性格也不适配。去请教教研组，对方也不知道怎么办，只好说：“我们这的学生就是不听课，作业就是抄的。”

转头问学生，他们说：“听这些没啥用”。上写作课，有人觉得有意思，紧接着问：“要写多长？”在他们脑中，“800字”是根深蒂固的负担。但如果不限字数，他们轻松能写一两千字。我意识到，800字限制了想象，他们受的教育和自我经验是脱节的。

我试图和学生建立生活中的连接。我带的22个女生有个小群。起初还有人分享哪里的饭好吃，通常只有我一个人回，后来连这种话题都没了。

一个女生失恋，我组织聚会，陪了她很久。后来她又谈了恋爱，为省钱回老家看男朋友，只吃泡面，饿得面黄肌瘦，经常上课睡觉。去了没钱，就在网吧坐一晚上，或藏在男生家。我找她聊，劝她恋爱别太消耗自己。刚出宿舍，其他女生告诉我：刚才聊天时，她一直没挂男友电话，两人还评论我说话“挺搞笑的”。

情感上我不太能接受，感觉被“背刺”了。但理智上我能理解，车间、工厂这样的环境，女性处于弱势，不得不依赖男性的力量。

随着疫情解封，我逐渐走进了学生们的现实生活，也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花时间学习。他们在学校的各处兼职，食堂、超市、快递站都雇了学生。还有人为赚夜班费，去机场通宵搬快递，早晨再回来。我取快递时，看到学生们在卸货，没戴手套，或者手套破了。有同学翘课去快递站。我劝他有时间去学习，他觉得几小时就能赚到钱很开心。学习短期内看不到效果，他觉得没用。

学生管一切零工叫“打螺丝”。有个瘦小的男生，暑假在电子厂从晚八点站到凌晨四点。他说回县城慢摇吧卖酒才是“最轻松的工作”：进价三十块的酒，贴几张洋文，转手卖二八八。两个学生热烈讨论酒吧的暴利，问我：“老师你怎么不说话？”我接不上：“我听你们讲。”

我们信奉的考大学、找好工作，是城市中产的经验。对这些孩子，生活压力就在眼前。

一天，我被拉进一个日结群。一个学生因为时薪15元跟中介吵，我问了句：“为什么给学生工资低？”结果我们都被踢出群。学生没要到钱，发狠说：换个小号加回去，“一天什么都不干，就赚这个钱，气死中介”。

他们也不相信制度会保护自己。有个学生车被剐了，我坚持报警，他一直拦着，怕报到“假警”。最后警察处理了，他感叹：“居然报到真警了”。

班上有个叫陈千帆的男孩，又高又瘦，天冷衣服一定要披着，走路总要踢一下石头，像郭敬明小说里的古早文艺青年，要和全世界对抗。他进办公室不喊报告，见老师不打招呼，在校外做劳务中介。

有时在食堂偶遇，我们一起下楼。我问：“最近在忙啥？”他答：“没忙啥，瞎忙呗。”我硬接：“课上得怎么样？”他回：“不怎么样。”我每次找他交流都像“倒贴”。

有次他突然说：“你是中层，我是底层。”他觉得我是“温室里的花朵”，讲的道理没用。我不再讲道理，只提醒：“如果要出去，得告诉我你去哪，我得知道你安全。”

后来他做中介赔钱，晚上去搬快递还债。有天他对我说：“我今晚出去一下。”虽然还是翻墙，但他开始主动告诉我行踪了。我第一反应是害怕，那段时间常想：还不如不告诉我。但又觉得应该前后一致，总比不知道好。后来他慢慢开始上专业课。最近我看到他对记者说，他觉得我真的担心他安全，而不是想管理他。

送给学生的新年礼物

到底要不要给学生自由

我的直属上司冯主任长得苦，嘴角下垂。他管学生严到老师们无法理解。他管老师也严，为统计一个不重要的数据，催命似地让人立刻送。

但他也有难处。管理出问题，他是第一责任人。他处理的学生问题常涉及参与电诈、偷盗甚至进派出所，风险巨大，没人兜底。他找我通常因为班里出事：染头被抓、迟到，或撞见我在宿舍和学生聊天。他随口说：“没必要在这上面花精力，还是要管严。这么辛苦弄这个干嘛？”

有两次，我在他办公室一坐两小时。他从我班级的问题讲到自己的经历，我一句话搭不上，他一直讲，不是说教，而是宣泄：他刚来时也不想这么管，但为什么就是没法把学生教育好。

他讲过一个自杀的学生。疫情结束后的早晨，孩子跳楼了。他清晰记得事情的每一个细节。他向我讲述自己如何赶到现场，孩子摔得面目全非，他把衣服盖在孩子身上，送去殡仪馆。家属赶来，第一件事是问他要钱。拿到钱后，家属走了。火化、安葬，全是冯主任一个人负责。他等到天快亮了才拿到骨灰。

他说：“经历过这种事，你就知道这些学生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你怎么样都改变不了他们的家庭。”

还有个细节。学生留了遗书：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辅导员对我很好。因为这封信，学校免责了。原本愁眉苦脸的辅导员拿了信，立刻恢复正常。我知道后感到很意外。因为他平时是个和学生关系很好的老师，学生们都叫他“哥”。但因为重大的管理责任，如果不出这封信，他个人就要承受巨大的灾难。

很多老师都因为管理责任导致的压力而非常压抑。一次在食堂，天花板突然掉下一块，巨响，贴着一位老师砸下去。那老师吓坏了，我起身想去看。他站起来，立刻端起饭盆迅速走开。全场所有人目不转睛地吃饭，没人回头。

我和其他老师交流不多，最熟悉的是小玉。她教思政课，比我更融入体制，消息灵通，是少见的“淡人”。疫情时她被指定去隔离楼里管理学生，正赶上生理期，又来不及拿洗漱用品，她短暂发泄情绪后还是选择了接受。她清醒认识到这不合理，但不可改变。

她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服务者。打印、收材料都亲力亲为——因为学生太多，老师真的忙不过来，多数人都是交给学生去做。一次学校大会上，介绍到场的老师，轮到小玉时，她的学生都给她鼓掌。我感到微微的嫉妒。

我们每天都会发微信，讨论对工作的困惑。她既能理解我想改变的冲动，也接受那些认为制度没错的人。比如学校不让学生在白天回宿舍，我们都吐槽。但上升到制度，我觉得不合理就不该存在，她认为所有制度都有不合理之处。

刚来时我想得简单，总觉得一切是管理问题，可以改变。但到了第二学期，我的管理方式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每天每个班都有人翘课。学校常抽调班级去一些会议“撑场子”，别的班管得越严，越能叫得动，轮到我的班，永远凑不齐。我希望给他们自由，但如果给出了自由，学生只是躺在宿舍打游戏，好像就浪费了这份自由。

第二年一个晚上，我在宿舍值班。一个学生会的高年级学生找我聊天，说我对学生好，但学生不记情，我的付出没有正反馈。

刚开始我被绕进去了，心里很丧：难道真是我错了？但复盘一晚，我想通了：情感不能量化，学生对我有没有感情，和他们听不听话没关系。在我们的环境里，对规范的顺从常被误当成“情感”，其实是两回事。这本质上是学生们自由意志的问题，很多事情本该由他们自己决定，我必须保留它。

第二天班会，我把这件事原原本本讲给班里。平时的窃窃私语消失了，全班都静静听着。讲着讲着，一个男生竟然哭了。现场气氛本来很严肃，他哭后，同桌突然大声地说：“老师你看，他都哭了！”他俩开始推推搡搡，打着玩。所有人笑成一团。

学生送我的娃娃

一场改革，一次报警

入职第二年冬天，学校的管理变得更加严格。校领导宣布晨跑，为锻炼学生的意志力，六点必须出宿舍。学生起不来床，很多人都是绕操场乱逛，再进教室睡觉。

一个月后，校领导找我谈话，说我带的班乱。我顺着话头说：“我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能不能出个改革方案？”校领导说：“那你就去做吧。” 我仿佛拿到尚方宝剑，当天拟好：晨跑改Keep打卡，取消早自习，晚自习报备请假。我觉得他们需要锻炼安排时间的能力。

改革开始。在我视角里，一切都很好。三十多人的试点班，晚自习总能来五到八人。请假理由五花八门：见朋友、打球、打游戏。我去宿舍看，请假打游戏的确实在打游戏。直到后来我出了书，有媒体采访学生，我才知道真相：班长排了班，让大家轮流去晚自习凑人头。

两周后的下午，冯主任突然通知我带十几个班干部去活动室。活动室没有桌子，只有椅子，大家坐了一圈。我心里隐约猜到冯主任要说什么，感觉这一天终于到了。

果然，冯主任正式通知我们改革结束。他当着学生面批评我思想有问题，说他观察了，大家晚自习都在宿舍打游戏。接着他转向学生说：我的这些做法，都是因为“学生太差了”，太不自律。有学生听哭了，我也快哭了，心里觉得对不起学生，却解释不清。我没说话，学生也没说话。

我被停职两周，我的班被临时分给了其他老师。停职第二天恰好要去教学楼，一上楼，全班同学站在走廊鼓掌，喊着“欢迎回来”。大家说说笑笑的，场面并不严肃。我感觉很意外。

但我始终觉得这事对学生影响太坏。有些学生觉得拖累了我，感到愧疚；机灵点的觉得学校在搞手段。这种“折腾”让他们把“管理”简化成了“小心机”，但事实不是如此。

如今看，学生不会安排时间，是多年被排斥、被动管理的惯性。两周“实验”改变不了。而且方案在现实中不成立：只有一个班享有自由，负责查寝的学生会心理失衡，一定会告状终止这一切；它也给学校造成了麻烦，学校有限的管理资源并不足以应对宽松的管理模式。

不久后又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终于下定决心辞职。

周一，一个男生没来上课。室友说他周末出去后一直没回。电话不通，我有点紧张，报警了。学校方面认为不该报警，不断给我打电话。不久男生回电。原来他被同乡骗了钱，躲在酒店不敢回。第二天，学校请来男生的家长。家长和男生给我道歉，觉得让我在学校面前丢脸了。

我说：“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不是你们的问题。” 我甚至开始后悔报警。学生只是受挫的年轻人，紧张、幼稚。我想起我大一时剪发被骗五千，在地铁放声大哭。这都很正常，是学校给学生和家长施加了过大的压力。但同时，学校和老师身上也有压力。这是一个复杂的管理问题。学校很紧绷，老师也很紧绷。矛盾好像永远解决不了。

很快，冯主任通知：因班里出事，再次停职两周。模式和上次完全一样，我感觉永远跳不出这个框架。学生马上大三要去实习，我也该走了。我没法再这样工作下去。

学生教给我的

2024年5月，我提了辞职。年底离开前，我做完了对学生的访谈。

此前我常在社交平台记录和学生的日常，有出版社和媒体联系我。起初我为出书感到高兴，但一位师姐问：“你怎么一直在观察你的学生啊？”后来，一个学生也刷到了，问：“写这个干啥？”

我反思，如果写出的东西不能和他们分享，只是让所谓的公众看一看，那就失去了意义。我推掉了所有媒体。不想把身边这群很重要的朋友，仅仅当成一个社会议题。

在公共话语里，职校生长期处于自我噤声的状态，提起他们不是技能大赛就是负面新闻。我意识到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让学生参与到关于自己的讨论中，才是更重要的。

我决定推翻原稿，组织访谈，用自述体写他们的故事。访谈时，一个同学说：“我感觉从来没有对人说过这么多话，没有人能这么长时间听我说话。”一个同学讲到与家人的分离，他说，看着这些话变成作品，有一种“回归故里”的感受，好像真的跟某一部分的自己和解了。

这本书最终叫做《我是职校生》。书出版后，有学生发来消息：“原来我的故事也能被印成书，原来有人真的想听我说话。”我用首印版税成立了一个小的专项基金，如果有机会，未来还想尝试一些职业教育类的项目。

在职校两年，我把以前学到的东西现实化了。遇到不懂的事，不再习惯翻书。理论只是解释世界的一个微小切口，真正的现实庞大到无法解释。同学们身上那些无法被归类的特点，远比一套解释丰富得多。

我开始反思“公平”。中产子弟相信教育公平，是因为家庭有足够的文化资本支撑他们往上走；而农村和城市务工子弟，从一开始就没有站在这个赛道上。但这种筛选叙事也是对中产子弟的禁锢。回想在出版社的经历，我对“全职写作”和“轨道”的执念其实很空——觉得我“应该”写出一个东西，发期刊，向上走，却不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

现在我觉得，写作只是生活的一个非常小的切口。想写的时候就写，没有想表达的，不写也无所谓。

辞职后，我先去旅行了一段时间。在新疆牧民家住了一个月，去北京、杭州、上海、广州、香港。算起来玩了两三个月，但觉得玩了很久。可能人只要不上班，时间就会变慢。

我和学生们大都保持着联系。我在他们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一点，是和人平等交往的能力。他们尊重一个人，不是因为你读过福柯，或者拥有某种身份，就是单纯的人与人的相互吸引。我们会关心彼此的情绪。你说压力大，对方就说出去喝个酒。他们的语言没有评价色彩，只是指示信息。相比之下，同温层的朋友总喜欢用形容词，喜欢分析。

辞职后，我在北京和老同学聚餐，大家从KTV转到西餐厅，聊导师、移民、工作形势。这些事聊完，好像和发了一个小红书没有任何区别。我感觉饭局上像是有个“桶”，大家把各自的东西倒进去就结束了。没有互动，没有双向反馈，甚至没有人问过对方一个问题。

我坐在席间，想起在上海见的两个学生。我可以很轻松地问：“你怎么一下胖了呀？”他们会给我看偷拍的老板照片。我们会聊当下非常具体的情绪或小事。后来我回过一次学校，见到另一个女生，我们一起在街边坐着，猜马路上来来往往的人是干什么的。路过一个穿大衣拿杯子的人，我猜是学生，她反驳：“那不一定，我看他东张西望，说不定是来约会的，或者是送外卖的。” 我们看到什么就说什么，表达变得很简单。

12月，新书宣传密集，说话又变成了一件复杂的事：明明三个字的意思，非要说成三五行。为了显得有文化，即使不用理论也要把话说长一点。

躺在机场，回复完一些淡得没味的消息，耳机里放着更没味的学术对谈。我想起在职校的一个晚自习，我坐在学生中看书。

同桌的男生指着一页问我：“这是什么字？”

我看了一眼，说：“我也不认识。”

他自然地说：“那一定是这个字写错了。”

我们一起学习了这个字的读音和写法，自自然然，没有铺垫，没有掩饰。

在校时和学生一起跨年

文中配图由陆千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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