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劳工现实主义：从两部拍外卖员的院线电影谈起（上）

8月院线同期上映了两部涉及到外卖员题材的影片。

《逆行人生》 《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海报

无论是否巧合，两部影片拥有几乎相近的叙述视角和人物设计。通过将外卖平台白领推向失业，它们制造出中产阶层与底层外卖员家庭的深度交集，从而实现各自的主题表达。

然而，两部影片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遭遇。由徐峥执导的《逆行人生》并没有凭借他对“现实主义”的承诺而获得观众的认可。早在映前的大规模宣发阶段，影片就受到了“富人扮演穷人”的指责，由此还引发一阵规模不小的争议。尽管票房口碑均不及预期，但《逆行人生》（以下简称《逆行》）受到的关注度依然很高，属于扑得轰轰烈烈。与之相比，《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以下简称《又是》）则面临排片不足和几乎没有宣发的处境，使它给人留下有小众口碑的“艺术电影”印象。

在劳工和电影环境双双恶化的今天，我们是否还可能拍出“现实主义”电影？究竟什么是属于劳工的“现实主义”？“写实”“如实”等同于“现实主义”吗？本文从两部影片聊起，尝试对照国内外劳工电影所采取的视角和路径，简单谈谈对以上几个问题的看法。

中产与底层之辨

两部影片在剧作上都着重于处理中产程序员和底层骑手的关系。

在《逆行》当中，中年高志垒（由徐峥扮演）的噩梦从裁员开始。为了填补整个家庭失去的工资收入，他由大厂程序员团队中的小头目转换赛道，逐渐“成长”为有能力争夺站点骑手单王宝座的平台外卖员。简单来说，这是一个阶层下滑的故事，放在互联网行业频频裁员、程序员35岁就要失业的当下，也不可谓不写实，甚至可以说相当有话题度。然而，《逆行》试图向观众传达的却是两种主旋律教化：一是劝说中产失业者（作为“孔乙己”）去“脱下长衫”，二是让“二舅”（底层）治好目标观众的“精神内耗”。

一方面，作为曾经的大厂老员工，月工资大几万的部门leader，高志垒在送外卖起初保有白领知识阶层的“傲气”。而作为当代资本主义服务业的一名底层从业者，放不下自己的身段，做不到对服务对象表示服从，一定会被认定为不合格。于是，蛮不讲理的顾客和来自农村的同行代替“现实”狠狠教育了他。在这里，“底层”作为一种“特别能吃苦”的形象被生产出来，成为与阶层下滑的中产进行竞争并被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为了实现自己的“成长”，高和其它底层骑手开展了一场长期竞赛，而这种竞赛以具象化的平台操作界面和站点排名榜的形式呈现出来，制造了影片的紧张感。作为一个原本落后的追赶者，高志垒最终习得了在平台算法指令下飞速送餐和面对顾客进行情绪管控的能力。然而必须辨清，影片中骑手的主体性被等同于遵守平台规则的服从性和放下劳动尊严的忍耐力。而这类充满“伪主体性”的骑手形象在本片中几乎被成批量地制造出来。例如，被车撞飞险些丧命却坚持送外卖而不去医院的老抠；将站点区域的捷径和小区位置记上厚厚一本的单王大黑；一边送外卖一边直播无时无刻不在“多任务处理”的大山；带着孩子在危险的送餐路上穿梭的女骑手晓敏······在骑手反复的跌撞当中，现实的劳动苦难却从未被深究，反而成为一种景观，去论证底层劳动者顽强的生命力。这无疑帮助外卖平台逃避了责任。而以高志垒为中介，影片顺利将底层的生存焦虑工具化，试图将观众拉入与外卖员竞赛的同一跑道，从而实现对银幕外工人的“鞭策”。

另一方面，尽管高志垒遭遇了暂时性的阶层下滑，但这无法改变他仍然拥有文化资本和知识技能的事实。这也使得高对底层骑手的观看同时带有了源自剧作的另一种中产凝视。在影片中，高与骑手老抠原本由于在互联网公司的第一次相遇而结下芥蒂。直到高自己有一天也作为骑手，在老抠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出手相助，两人才实现了和解。这一幕发生在面临拆迁的城边村：高受邀来到老抠一家居住的狭小住房，见到了老抠患有恶疾、急需手术的孩子。在与老抠一家的对照当中，高的苦闷似乎得到了缓解。因为他的家庭窘境还远远没有达到老抠这样的地步。在这里，阶层区隔确实得到了一种接近现实的呈现。但底层的苦难没有成为中产阶层反思特权和采取行动的缘起，反而成为了他们直面自身困境的养料。对区隔的认知本身成为中产阻止自己继续下滑的防护网。

实际上，整部影片的剧情符合剧本创作中常常提到的好莱坞“英雄之旅”模型，即讲述一位“英雄”如何从平凡世界进入非凡世界，经历磨练后又回到平凡世界的故事。这一剧作模式的要点在于，主人公如何回到平凡生活却又获得了“升华”。也正是因此，我们看到在影片的结尾，高的一家搬往老小区以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却也能“知足常乐”。尽管这种创作符合经典模型，也没有强行给予主人公一个虚妄的光明前景，但主人公化解困境的办法不是在社会结构中寻找现实出口，而是朝向日常生活的退缩。在这种模型当中，底层苦难仅仅是他回归中产日常的一道障碍。我们最终所看到的是一种虚假的共情，主角高志垒对外卖员多了一份体谅和理解，但不合理的社会分工和外卖员的劳动困境并没有被打破。

我们看到，《逆行》并不是完全不存在现实的叙事根基。甚至，它刻意突出大量的细节——例如在角色设计上呈现特质（如老抠的抠门技巧），在视听语言上制造临场感，并且不忌惮于点出角色所面临的困境，从而给人造成足够“现实主义”的假象——在这一点上，它与我们常说的“粉红现实主义”并不一样。但是，所有现实元素都必须确保在整体上被用来化解人物关系的矛盾，调解而不是激化剧情冲突，使角色原本的愤怒和不满走向消解，从而教化观众去体认现实秩序的合理性。我们姑且将这种影片类型称为“工蚁现实主义”：看似充满了有干劲和上进的角色，却无一不是现实结构的仆从，只是像工蚁一样按照指令在秩序井然中打转。

另一种现实：道德责任和人文主义

尽管《又是》同样从中产视角出发，它却挖掘出了另一个不一样的现实。

男主角危力（由宋宁峰饰演）的角色设定是外卖平台写代码的中层管理。影片通过让驾车的危力撞上在自己平台跑外卖的外卖员，来制造出一个直接的剧情冲突和人物关系矛盾。这样一个原本在现实世界中具有偶然性的低概率事件，在影片中成为一种必然，从而使得讨论和追究平台企业和中产管理者的道德责任成为可能。这实际上恰恰是现实主义影像创作的力量。

外卖员躺在ICU。而外卖员的家庭并不能负担高昂的治疗费用。按照影片的逻辑，如果遵从交警的判断，闯红灯的外卖员是违规的一方，负有主要责任，那么撞人的危力只需要向外卖员进行少量的赔偿。危力的律师朋友甚至在车祸现场就告诫危力，最好不要去医院探望被撞的外卖员，他没有这样的“义务”。而去医院探望还可能面临意想不到的麻烦。这就使得剧情的矛盾点深入推进到这样一个层面：如果从交通法规上来说，危力不负有主要责任，那么外卖员的事故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呢？与此同时，如果危力不负有法律责任，他有没有去探望外卖员的义务呢？

就此，影片将一个交通法意义上的事故处理问题转化为一种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道德抉择问题。影片凭借克制的情绪表达和有耐心的生活细节搭建，不仅拓展了提问的维度，而且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在医院，我们看到了关于外卖员家属晓霞（由郭柯宇饰演）和维权律师（由孙之鸿饰演）的另一条叙事脉络。晓霞夫妻都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打工者，并且长期从事着像外卖员、家政工这样的服务业工作。由于缺乏可以证明劳动关系的法律依据，维权律师发现晓霞夫妻很难获得在地的城市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平台企业和外卖员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这也使得外卖员无法从平台那里获得工伤赔偿。这些都是晓霞迟迟拿不到自己丈夫救命钱的重要原因。借助维权律师和交通警察的视角，影片较为写实地让我们看到，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外卖员的困境并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恰恰是在秉持“中立”的建制立场和处理风格下，现代法律体系达成了对资本企业的系统性偏袒——麻烦的主要制造者之一甚至很好地被隐藏起来。这也是为什么晓霞几次三番尝试与危力一家协商而无果的原因。

尽管如此，剧作从创作者的立场出发，让撞人后逃避责任的危力难逃一系列的“诅咒”和惩罚：不仅被公司裁员，遭遇家庭情感危机，而且在找工作不顺的一次醉酒后从路边的花坛上摔下来，磕掉了一颗牙——这是对撞人这一行为的不成比例的“回击”，已然暗示了创作者的态度。危力撞人后的不予探视和隐瞒家人，实际上也反映了习惯于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法益的城市市民阶层的特性——作为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更可能倾向于依赖体制暴力来维护秩序本身。面对晓霞的联络，危力一家人始终害怕晓霞就此“讹”上自己，这种恐惧正是源于对陌生的被“前现代化”的农民工维权方式的恐惧。在主流意识形态中，一边是体面、文明和理性的象征体系，而另一边则充满了无序、野蛮和歇斯底里。在这里，我们看到影片不仅呈现出中产和底层的阶层差异和缘由，而且十分鲜明地批评了中产脆弱的道德优越感，并将自己的同情更多地放在了底层的一边。

马路边的协商那组十分重要的手持镜头当中，我们甚至看到晓霞作为一个底层如何对给予“施舍”的中产进行了尖锐的拷问：“这些外卖骑手为什么去闯红灯？难道我老公是自己去找这个死吗？”作为参与写出加速算法的管理者危力，真的对外卖员的车祸不负有责任吗？配合着晓霞竭力的发泄，手持摄影直接摇向马路上穿梭不息的外卖骑手。在情绪和矛盾都集中爆发以至于镜头开始颤动的这场戏里，影片再次将外卖员的困境推向一种面向社会结构的质询，而不是归因于个体化的原因。这不得不说是近年来国产院线片里最震撼人心的一组镜头。这也是现实主义影像应该具有的魅力：在一个压抑的环境当中，它可以协助弱者去问出那个关键问题，挑战不公正的权力秩序，反转人们的刻板印象，去除污名化。

于是我们看到，带有左翼人文主义立场的现实主义影像，反而并不甘于作臣服于现实结构的仆从。很大程度上，《又是》这样的作品恰恰是对《逆行》这类庸俗现实主义的反击。如果说《逆行》致力于为外卖骑手塑造出一种迎合主旋律管理和市场机制的伪主体性，那么《又是》干脆让外卖骑手躺在ICU里动弹不得。这正是影像的魔力：当一个外卖骑手遭遇车祸，创作者到底是让他血淋淋地爬起来接着送外卖，还是让他能够躺在病房，通过特写镜头让观众觉得浑身难受，接受心灵拷问。这不仅考验创作者的艺术觉悟，其实也考验道德水平。

在本文的下半部分，我们将借助其它一些经典的劳工影像来继续完成对两部影片的分析，并进一步讨论劳工现实主义的路径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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