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6/08] 应届生身份为何“保质”难？

【财新网】一听说赵芝并非2022届应届生，屏幕对面的面试官竟当即挂断了视频面试电话，只剩接线员尴尬地打圆场。“应届生身份不是可以保留两年吗？”赵芝困惑。当政策以“两年择业期”为学生就业提供保护和缓冲时，求职者仍常面临“不够新鲜”的压力。

2021届的赵芝毕业于南方某财经院校金融专业。在两度考研失败后，她从今年3月起重新找工作。起初，赵芝不紧不慢：“我本科学校还可以，不会沦落到没有人要我的地步。在银行当个柜员，应该不是很难吧？”

哪知几轮疫情冲击下，往日春招的“金三银四”在今年变成“铁三铜四”。赵芝七八十封简历在筛选关就石沉大海，几经波折，才获得东部沿海地区某银行一面机会。却未想，她刚做完自我介绍，就因毕业年限被拒之门外。

2021年，赵芝考研一战失败，她曾拿到东部一银行录用通知，考虑到应届生仍有两年择业期，赵芝才毅然放弃工作机会继续备战考研。如今，因企业并不承认“保留”的应届生身份，赵芝已进退维谷。

毕业后尚未落实工作的高校学生，可以在两年内享有和应届毕业生享有就业、升学的同等待遇，是中国长期实行的“择业期”政策。然而，随着就业难年年加剧，这一意在提供缓冲期、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却逐渐暴露问题：学生不敢轻易就业，企业不愿配合买单，高校则在就业率考核下左右为难……

“工作后才发现，社招和校招差别这么大。”陆丰说。2021年，陆丰大学毕业，应聘进入广州一家事业单位。因单位校招名额不够，陆丰以社招渠道入职。他没想到，社招员工不仅社保档次低于校招生，还没有员工宿舍等福利。

两个月后，因单位拖欠合同且不缴纳社保，陆丰愤然离职。第二次找工作，形势更不乐观：若以缴纳社保与否计，陆丰仍保留理论上的应届生身份，但现实中，大部分企业岗位已只能通过社招投递。他需要面对年龄更大、经验更丰富的求职对手。“有面试官听完我作自我介绍后，只问了两个问题就让我走了”。

就业市场上，应届生身份堪称“保护罩”与“香饽饽”：高校毕业生是国家重点保障就业的群体，不仅选调生招考仅向应届生开放，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等，也常专设应届生岗位；比起社招，校招“上岸”难度更小，还能享受人才落户、毕业生补贴等政策倾斜。

按国家相关规定，高校毕业生从毕业之日起两年内为择业期，择业期内未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同等待遇。疫情后，教育部多次重申这项保障政策。“7月份还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按照规定将户口档案在学校保留两年。”教育部副部长翁铁慧2020年时强调，“一定要保留好，为学生服务好，让他们能够安心继续寻找合适的工作。”

应届生“两年保质期”，最大诱惑在考公考编上：只要没有签过劳动合同、没有缴纳过社保，毕业生就可以应届生身份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难度比非应届生更小——以2022国考为例，其招录应届毕业生的职位超过1万个，招录人数为2.1万人，占总招录人数的六成。

此外，一些地方事业单位招聘还规定应届毕业生比例不低于70%，国有企业新增岗位招聘应届毕业生比例不低于50%。

鉴于“首次择业”是应届生身份分水岭，多名受访学生均称，为了保留应届生资格，争取考公务员、或进国企与事业单位的机会，宁可缓就业、慢就业。“没有必要在22岁或者23岁确定自己未来的方向，可以先试一两年再看。”陕西一经济学毕业生陈橙说。

然而，随着就业市场在疫情冲击下快速收缩，考公、考研竞争率大幅提高，许多高校和毕业生发现，两年择业期“红利”的正向效应正在下降。

本以为依托择业期这张“安全网”，可以保留应届生身份、延续就业红利，但赵芝这样考公或考研受挫后重新投入就业市场的毕业生却发现，“再来一年也没关系”只是错觉。

最大困难，是民营企业不认“择业期”：据财新了解，百度、腾讯、字节跳动等第一、二梯队互联网公司，2022校园招聘均仅面向去年9月至今年6月毕业的应届生；阿里巴巴、美团放宽至去年11月至今年10月，但均将大多数2021届毕业生（通常为去年7月毕业）排除在外。

求职期间，赵芝因“空档期”常受质疑。她面试九江银行时，被问及为何毕业后未就业，赵芝详细回答二战考研经历后，HR又追问，“那你还会三战吗？“

一家中小型跨国企业HR告诉财新，面对择业期内毕业生，企业招聘难免顾虑重重：为什么未在毕业当年参加工作？是职业规划不够清晰，还是能力上有欠缺？如果是因为考公耽误工作，会不会更倾向体制内工作，无法适应企业的强度和竞争？从企业发展角度，择业期内毕业生稳定性、积极性通常不如当年毕业生，“风险太大”。

在业内观察人士看来，“择业期”政策降低了学生就业意愿，随着就业市场收紧，矛盾正愈发突出：学生为降低风险，更倾向考公考编，拉长就业周期；而企业为降低风险，更倾向用有限的岗位招录当年“新鲜”的毕业生。

“就业难”随之传导：国考报录比已从2003年的16：1一路攀升至2022年的46：1；考研的通过率则随报名人数膨胀而降低到约30%；据此，今年约有数百万当年毕业生因备考失败进入下一年求职季。

“就像上公共汽车，大家都不上第一辆车，前面的位置空了，但后面来的人也要上车，那不就堵了吗？”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胡卫说。

胡卫同时担忧，如互联网、高新技术行业等，更需要掌握最新技术动态的人才：“暂缓就业时间一长，学生对新技术的掌握可能会滞后，就业或转岗的能力会变弱。”

而如今，新一届毕业生，同样因应届生身份顾虑，在校招还是考公间游移。2022届金融专业毕业生贝欣正处强烈焦虑中：因疫情影响，她报名天津省考从3月延期至今，开考时间未明；而6月一过，她将错失最后的校招机会，即使仍然保留应届生身份，银行求职时已与往届生无异。两难间，贝欣仍舍不得轻易放弃考公机会。

高校也发愁。一所“双一流”高校就业中心副主任告诉财新，其文科专业学生考公率已达四成；且今年公务员考试推迟，学生在企业招聘上的积极性更受影响。“政策初衷是保护毕业生，但从实际情况看，可能反而限制了学生求职。”

事实上，针对应届生择业期反而加剧“慢就业”的问题，部分省份已有改革举措。如广东省2019年宣布，取消暂缓就业，学生毕业后两年内，无论是否签订过三方协议、缴纳过社保、或离职过，均属于应届生身份。

“政策对毕业生二次择业更为宽容，毕业生想要进入体制内，不用隐瞒自己已经就业了的事实。”时任广东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科员刘琨强调，新政策意在取消应届生“首次择业”限制，鼓励毕业生先就业，实现充分就业。

不过，因属于地方政策，新政实践的适用范围仍然有限。刘琨提及，不少用人单位面向全国招聘毕业生，招聘条件不统一，仍不利于毕业生就业；尤其是各用人单位对应届毕业生身份的认同和理解不同，容易引发纠纷。

今年两会期间，胡卫便在提案中提出，从短期看，可将高校毕业生择业期适当予以延长，给予毕业生更充分的择业时间。“这是根据当前经济发展情况、严峻就业形势及学生灵活就业等现实因素提出的建议。”胡卫告诉财新。

胡卫建议，从长期看来，则应逐步取消高校毕业生择业期政策；也要打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对招聘对象所作的应届生身份限制。从根本上改革已经过时的应届毕业生就业、升学、劳动及人事政策。

“我们和兄弟高校做就业工作的老师，一个共同观点，就是建议取消毕业生应届身份。”前述“双一流”高校就业中心教师称。

该教师同时关注到，部分地方公务员招考，不仅限定“面向应届生”，还越多越多限定到“面向2022届应届生”。他担忧，如此重重制造身份门槛，反而难于促就业，“毕业当年可以参加考试，毕业两年的为什么就不行？”

胡卫同时呼吁，学生也应转变就业观念，不能“等靠”和眼高手低，对“业”要有新的认识，不应局限于“求稳”“求铁饭碗，终身绑在一个岗位上”。

多位受访者亦强调，仅变革应届生身份制度，仍难扭转“缓就业”“慢就业”的大趋势。面对“就业难”的客观事实，高校应改善人才培养模式和就业支持体系，注重产教结合，让学生在毕业前有更多与就业市场“碰撞”的经历，以塑造更清晰的职业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