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中」的自由职业者

在一部经典的小妞电影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桥段——30岁左右的自由作家/画家/摄影师，通常是女性，在经历了失恋或者离婚、创作遇到瓶颈之后重新出发。边旅行边寻找灵感，通常以他们在新的城市重新定居，结识新的爱人，并创作出新的艺术作品为结局。

自由职业（freelance）是一个在电影里经常出现的设定，而这种形象的构建至今仍是互联网上关于"自由职业者"最泛滥的想象。这并不奇怪，“自由职业”最基础的定义就是摆脱工作单位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束缚，为自己而工作。打开小红书搜索"自由职业"，最先显示的几条内容标题都十分诱人。《躺在家里把钱赚了，我爱死自由职业了！》、《xx岁裸辞，我是如何通过自由职业实现月入x万的》……或是一个暗调滤镜的书桌特写，或是带着优雅bgm的"自由职业者的日常vlog"。

这些内容分享或夸张，或真诚，不变的关键词总是"不上班"，甚至还有一种对于自由职业更笼统的定义，口号一般直白地写在标题中：“只工作，不上班”。对于深陷996和内卷漩涡中的年轻人而言，这一口号不啻天籁之音。

然而，无论是“工作”还是“上班”，本质都是以劳动换取报酬，这个过程永远不会轻松。我们在此讨论的并非那些兼职和副业——“斜杠青年”们引以为傲的财富密码，而是将全部赌注all in的全职自由职业者。在许多行业都转向居家办公的后疫情时代，工作场所和时间上的自由都早已不再是自由职业者的特权。而越来越多的人看破了“自由分配工作时间”的谎言——没有上下班界限的工作就等于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工作。更不要说还有自由职业者们那众所周知的不稳定的收入和极脆弱的抗风险能力。

在后疫情时代下，对于无数已经成为自由职业者和被迫成为自由职业者的人来说，“自由”与“不自由”也都不可避免地被新的语境重新放大，并拥有了与过往截然不同的意义。

2021年夏，应届生L的三方协议被用人单位毁约，他在上海的落户成了泡影。毕业即失业，他错失了一个视频制作的岗位，也阴差阳错地走上了自由摄影师的道路。

摄影是L的爱好，咖啡也是。一些轻松的活如果在上午就完成了拍摄，L总是会找一家咖啡店坐一下午，导出刚拍的底片修修图，和熟悉的咖啡师聊聊天，也可能仅仅只是发呆。在上海的街头，L的落脚点，或者说栖息地太多了，正如网友们所调侃，“上海居民血管里淌的都是手冲咖啡”。他就这样与一家咖啡店的老板成为了朋友，在老板忙不开的时候，他也时不时地会去帮忙看一下店，为走进来的客人送上一杯手冲。

L喜欢这种自由，他喜欢去咖啡厅，也喜欢在上海的角角落落里到处转悠，拍摄风景，路边的流浪猫，或者还会主动拍摄一些探店的照片或者视频。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甲方的要求，只是出于个人的喜好。他认为“摄影师最重要的就是走出去”，拍摄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而对于很多在职的员工来说，大部分的工作可能还是要在办公室里完成，而且全然和审美无关。

除了空间上的“开放大地图”，L还可以释放天性地“昼伏夜出”而无后顾之忧。他是一个典型的“夜晚型人格”，更习惯于在深夜人静专注自己的工作，经常会忙到早上四五点才睡觉。但他并不需要打卡上班，只要第二天没有拍摄，睡到几点都可以。他时常为这种作息辩护：“规律的晚睡晚起，也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23岁的Cico两个月前刚刚加入自由职业的行列，现在也是一个摄影师。她的男友小张情况类似，目前两个人都是脱离了公司“单干”。“这两个月感觉怎么样？”我问她。Cico笑了：“很爽。”

在普遍的社会观念中，不用去公司上班等于一份不正经的工作，而安于“不正经的工作”是一种不上进的表现。但只有体验过不得不在早高峰挤地铁通勤，深夜加班后回到家发现自己的时间只够吃个饭、洗个澡就得快点睡觉，因为明天还得早起的“社畜”才明白，这种自由是一种何其美妙的感受。

但是Cico对自由职业比较乐观，也有着更多的激情。“虽然被公司裁员是计划外的事情，但也算是……”她没有找到合适的词，比划了一个手势动作，表示“你懂的”。基于一定的美术功底，其实早在被公司裁员前，她就已经做了三四年的自由画手。“我的终极目标就是自由职业。”她对我说。

“收入方面可能没什么太大差别。当时的薪资是每个月一万出头，现在零散了一点儿，不接活儿就真的完全没有收入，有收入的时候就是两万三万的进来，平均下来也差不多。”

但是工作的内容就不太一样了。“在职的人都有非常明确的岗位分工，比如说剪辑的就是剪辑，摄影的就是摄影。”L向我解释了他宽泛的工作内容，“但我就不确定。遇到强专业的剧组的话，也会给我一个具体的策划案，我只需要完成拍摄的部分，把素材一交，就完事儿了。但剧组比较小的话我也可能需要从前期策划到后期处理都参与，甚至直接当导演。”

文字工作者和摄影师——以及其他与创意、创作相关的泛数字媒体艺术从业者们——似乎天然就适合自由职业，也是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由职业工种。

贾樟柯曾经公开指出，目前电影工作者中60%-70%的艺术创作人员是自由职业者。而根据2019年人民智库公开的《“自由职业者”生存发展报告》显示，在被问及自由职业涉及的领域时，“设计师、摄影师”“文艺工作者”和“文字工作者”这类职业受到了最多人的选择，分别占比26.5%、19.4%和10.7%。

疫情之后，具体人数和比例也许产生了新变化，但整体趋势仍未被颠覆。在多个社交网站搜索“自由职业”，推荐的岗位中，赫然居于首位的依然是“文案写作”，宣称靠写作实现“自由”的人群永远是第一梯队；其次是视频创作类，据说视频剪辑师们“几十秒的视频要价就高达700-1000元不等”，只要接单多，“月入十万都不是问题”。图案设计类工作相关笔记的人气和热度也居高不下。可以说，最受欢迎的自由职业依然集中在文案写作、图案设计和视频制作三个大类中。

Cico做自由画手的时候，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自己的作品，吸引散客来找她约单，业务从50元的头像到3000元的游戏宣传画都有。但她的粉丝量不算大，这一笔收入是有限的。她提到另一个朋友M，光在抖音一个平台就有超过50万的粉丝体量。M和Cico接单的方式是差不多的，但是她可以选择的余地就大得多，酬劳也高得多。光是一个“人设稿”——为虚拟的原创角色设定世界观和基本信息，再找画师进行呈现——开价都是五位数起跳。

M的粉丝体量，显然已经从自由画手迈入了自媒体博主的行业。事实上，很多主打个人IP的自媒体博主本就属于自由职业者的范畴，但他们更像是几种工种的结合——除了垂直领域的知识（美妆、科技……哪怕只是单纯的“搞笑”或者“拥有颜值”），也要求会写/会画，会拍，最后还得会自己剪辑（如果没有团队的话）。

把作品挂到网上，让潜在的客户自由挑选，同时双向选择，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客户和下线的方式，对很多自由职业者来说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社交压力。

在2019年的调研中，42.3%的受访者表示“简单的人际关系”是他们选择自由职业的原因之一。近年来，关于“职场”的吐槽话题不断，年轻一代越来越难以忍受所谓的“职场文化”。互联网黑话，领导画饼，平级同事间的互相甩锅，处理职场人际关系已经成为了职场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所以“00后整顿职场”的反抗话语情绪高涨，而自由职业者的心声或许是：既然我整顿不了职场，那我就逃离。

懒得社交，干活就行。但既然“靠作品说话”，那最重要的就是作品。无论是复合型自媒体博主，还是在单一领域专精的撰稿人、摄影师或者插画师们，这一类自由职业者最核心的生产依然是创意，独特的个人表达。

作为刚起步的自由摄影师，L的社交账号粉丝还不算多，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点赞，但不影响他自若地分享他对生活的发现和理解——咖啡，剧组花絮，江边的天空，还有女朋友绿色的裙摆。摄影仍旧在L的生活中承担着其最原始的意义：记录生活，表达自我。

人们常常说，“杀死”一个爱好最彻底的方法就是把它变成赖以谋生的工具，对于创作型自由职业者们而言，或许确实痛苦，但也快乐着。如果创作的技能因为爱好而得到不断精进，反过来也能创造更多工作的机会。

我曾经在九点以后的上海街头，找了一个垃圾箱勉强当成桌子，就地拿出电脑写作。因为咖啡店到点关门，而我当时写得正高兴，不愿意被打断思路。

无论是对L还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们赖以谋生的都并不是单纯的技能，而是我们的兴趣，我们表达的出口，证明个人能力的渠道，甚至是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上班"并不只是单纯地使人获得空间和时间上的自由，免除那些琐碎的行政程序，以及麻烦的职场人际关系。自由职业者们似乎总是从事着高创造性的职业，他们的工作往往被赋予了精致的美学内涵与自我价值实现的意义，与其他单纯为了生计而获取报酬的职业泾渭分明。

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一书中，作者鲍曼说道：“富有成就感的工作，能够自我实现的工作，作为人生意义的工作，作为生活核心的工作，作为骄傲、自尊、荣誉和名声的源泉的工作，简而言之，具有使命感的工作，成为少数人的特权。”

我想，这才是创作型自由职业最让人艳羡的地方。为自己工作，并在工作中证明自己，实现自我价值，脱离作为普通螺丝钉的命运。它被描述成一个出口，道路尽头是一份真正有意义的工作，一种真正有意义的生活。

作为全职写作者，这是我最经常被问到的问题，而我发现自己往往没有办法回答。在我自由职业的第一年，答案是还不太能，但有很多方向——当时我什么都写，网络小说、游戏文案、定制IP、企业软文——市场还是有的，希望也是有的，只要愿意写。

第二年，我可以给出一个更确定的答案了，这个时候我已经专注在小说这一个领域，不算多，但能够养活自己。到了第三年，也就是上海疫情再一次席卷了所有行业的时候，收入来源骤减，我的想法是，要不还是再找找别的出路吧。

当然，我无疑是一个失败的案例。小红书某博主发布了《25岁，我用7年，从实习生变成杂志撰稿人》的笔记，则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示范。博主18岁开始在app“简书”上发文，20岁在报社实习，随后一直在媒体行业供稿，24岁的时候收入已达到一个月六万人民币，在这篇博文的封面图上，她用的是一本时尚杂志的封面，封面照是一个当红的女明星，而这篇人物采访稿就是博主写的。

但是作为自由撰稿人，一个月收入六万，就像网文小说作者靠读者打赏月入六位数一样，不能说它完全不可能，但也已经站在了金字塔的塔尖，并不适用于大多数人的情况。

时尚杂志的稿费最高规格是千字千元，纯文学杂志要打个折，大概在200元-500元/千字不等，普通的新媒体一篇推文的稿费也在200元-2000元不等。网络小说的上下限就更大，往高处看，靠纯订阅就能月收入超过十万元才勉强算是挤进了“头部”行列的门槛（这里并不包括版权收益），可是往低了看，根据《2019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近一半的写手连月收入2000元都无法保证。

更何况，对于以文字工作谋生的自由职业者来讲，大家都心知肚明定位为“文案写作”的工作都是什么“货色”。“写文案的”和真正的“写作”相去甚远，和“自由撰稿人”也搭不上边。大多数“文案”和个人表达没有什么关系，它们往往是甲方要求的营销软文，某品牌的推广，某活动的通稿，或者在已经拟定大纲以后，找人来做的填充。这些工作的创意含量之低、重复劳动的频率之高、以及被取代的轻易性，和普通的工具人岗位没有太大的差别。然而，比起真正既需要才华又需要运气的文学创作（无论是网络文学还是严肃文学），笼统的“文案写作”看起来又好得多——至少一篇稿子几百块钱是明码标价的，它的生产也是流程化，和可操作的。

如果稿费的市场价格整体如此低廉，那么那些“月入x万”的博主又是如何写就这样的神话的呢？并不是每一个在社交网络上如此分享的人都是夸大其词，然而他们没有说出来的秘密是，当一个撰稿人在固定的行业内写出名气了，收入大头就不再是稿费，而是甲方“邀请”或“定制”所付出的“劳务费”“合作费”，或者是反过来，有偿不闻，让其不写某一类稿件的“公关费”。而这样的机会，是不会挂在猪八戒网或者Upwork这样的自由职业求职平台上的，它只特供给已经打入圈子的“自己人”。

就目前而言，在社交网络上坐拥大量粉丝的自媒体，或者真正成功的自由撰稿人，基本上都有丰富的行业经验。无论是写作非虚构稿件、产经深度稿件，还是为时尚杂志采访明星艺人的人物稿件，没有这种行业经验为其背书或是以前的工作伙伴为其牵线，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在他们鼓吹“自由职业为我带来了多少提升”的时候，其实一个人都没有说出来，曾经深耕数年、“不自由”的工作经验才是为他们如今的成功起到决定性的因素。

曾经在上海一家游戏原画外包公司工作的小K，在四年前为了更好的个人发展选择了自由职业。和Cico接散单的方式不同，小K完全不经营自己的社交账号，纯靠之前在业内的积累来拓展客源。最夸张的一个月他的收入甚至达到了10万，算得上是Cico心中“自由职业”的理想模板。实际上，在离职之前，他已经做到了公司的副主美。

由于没有能够直接采访到这位小K，我并不知道他的具体年龄和工作经验。Cico说，他至少已经有了七年的原画师经验。那么估算一下，应该也在30岁上下了。

根据《2020年新中产白皮书》的调研情况显示，66.67%的90后自由职业者年收入在10万-20万之间，20万以上的仅占16.66%。85后有39.73%的人年收入可以达到10万-20万之间，31.53%的人可以达到20万-50万。何况更现实的生活还摆在眼前，普通的自由职业者与新中产距离尚远，艾媒咨询的灵活用工行业研报指出，其中将近一半的人月收入不足5000元。有约45%的人，月收入在5000到10000之间，而月薪过万的只有10.4%。

年龄当然不直接等同于更强的个人能力，但往往意味着更多的经验和人脉。在大多数行业中，平台和资源甚至比个人能力更加重要。自由职业某种程度上在挑战这种规则，许多从事自由职业的人唯一能傍身的就只是一技之长，很多年轻人对此充满自信，或许也是某种天真，因为“一技之长”往往有着十分直观的反馈体系——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他第一个比较稳定的客户是在上海ChinaJoy认识的。客户需要一个摄影师来拍摄他们的展台，原本这是学校里一个师兄的活儿，但师兄临时有事，就介绍L顶上了。就这样，L幸运地得到了和这个客户合作的第一次机会。

L抓住了这次机会，又依靠这个客户扩展了其他客群，才一点一点慢慢在小圈子里积累起口碑。从灯光到拍摄到后期，L什么都会，目前也什么活都接，但他还是希望能够在稳定客源之后，在某一个环节做专、做精，在更细分的生产环节上提高自己的议价能力。

对于出售创意的自由职业者而言，提供自己原创的或定制的创意成果，就已经变成了生产环节中的一链，并没有真正脱离行业存在。和公司的在职员工一样，其工作同样受到其他环节的制约和影响，甚至影响更为直接和严重。在疫情的冲击下，行业不景气，若输送创意的上下游企业亏损、倒闭或陷入停滞，自由职业者可能会陷入无单可接、无活可干的境地，而工作量骤减，收益就会骤减，甚至完全为零。

当寒冬来临，作为个体存在的自由职业者往往是第一个，也是最赤裸地暴露在风雪中的人。企业的员工同样承压，大厂员工也可能面临裁员的风险，但裁员是概率问题，也是比例问题。正常情况下，即使盈利状况不佳，企业仍然需要支付员工工资，而自由职业者的责任人有且仅有自己，需要自己承担所有风险。

对于一些毕业就直接进入自由职业的年轻人来说，随之而来的是比同龄人更高的试错成本。一旦这份“自由职业”无法养活他们，准备重回职场的时候，与社会脱节的经历则成为简历上的“空窗期”，让用人单位提前就对他们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种不稳定考验的不只是自由职业者本人，更多的还有他们的父母和伴侣。自由职业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缺席和失踪，拷打着父母一辈追求“铁饭碗”的信仰：没有单位给你缴纳五险一金，就没有退休后的养老金，在这个年代，也等于没有大城市的限购资格，而且收入还不稳定，饱一顿饿一顿的，那算什么工作啊！

尽管随着时代的进步，民间的观念和认知不断在发展，但那份《“自由职业者”生存发展报告》显示，仍有26.4%和7.0%的自由职业者家庭不太支持甚至完全不支持受访者从事自由职业。同时还有不少人对自由职业抱有负面的看法，20.4%的受访者认为“自由职业”不过就是“失业”的另一种好听说法。逢年过节，自由职业者们总是很难和亲戚解释自己的工作。

从根本上来说，自由职业也许从来不是一个“自由”的选择。实现自由的门槛实在太高，比如不用担心温饱的基础生活保障，家人无条件的支持和理解，在行业内积累多年的名气，异于常人的自律，或者是无论外界的风暴如何凶猛都能够保证自己难以被取代的傍身技能——无论哪一种，都是极少数人才拥有的“特权”。

而自由职业的“职业”二字早已定性了其劳动本质，任何工作都不可能真正“自由”，创意工作也是为了赚钱，所以创意的本质是向上下游出售或交换价值的商品，自由职业者不过是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自由地选择你的客户，选择变现的方式。但很多时候，你也没得选。或许这种时候会越来越多。

系统化的写作我已经坚持了五年，但那时我从来没认真想过，要成为一个全职写作者。2019年我刚刚辞职，决定先休息一段时间再看看，然而第二年春天如约而至，我和很多人一样，再也没有回到职场。

讽刺的是，我从原来的公司离开的时候，手里握着互联网大厂的文案外包协议和文化公司的定制IP合约，嘴里叼着他们给我画的大饼，信心满满地准备转行。物是人非，现在互联网大厂裁员了，文化公司的IP项目也早就砍了。

这种羡慕不无道理，我在哪里都可以工作，不用被各行各业的震荡变化裹挟其中，也不用害怕被各种政策束缚限制，动弹不得，因为我“不动”也可以。

2月10日，苏州官方发布疫情防控2号通告，称发现一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随即展开全员核酸筛查。四天后，我所居住的小区中，一幢居民楼中发现了一例确诊。整幢居民楼都被封锁，不允许靠近，小区进入封禁状态，门口甚至竖起了军事隔离带，防止汽车冲闸。小区随即被划为中高风险区，进入了完全的隔离状态。疫情爆发以来，我辗转去过哈尔滨、成都、云南、上海等地旅居，常常被朋友笑称“跑毒”，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身处“中高风险区”。

在这期间，我正常写作更新，还把出版社发过来的终校版书稿审了一遍。总体来讲，和我平时的日子没有任何不同，除了每天都要下楼做一次核酸。但因为当时小区居民全面停工，物业针对每个单元楼进行了不同时间段的分流，避免人群聚集，所以也不用排太长的队伍。收到通知，下楼，做完核酸，回家，总计五分钟左右，实在很难称得上“麻烦”。

我以为只要坚持过两周的小区隔离，这一波封控很快就会过去。然而上海“奥密克戎”疫情来势汹汹，苏州同样受到了严重冲击。3月14日，苏州发布63号通告，宣布进入静默状态，并非官方意义上的封控，却是实际执行的层层加码。随后是64号，65号……

这一次，没有人在我们小区门口设置军事隔离带了。但即便可以正常走出小区，公园、商场、电影院、餐厅等公共场所全部关闭，城市一片凋敝。和上海彼时挣扎“抢菜”前线的朋友相比，我们的情况甚至算得上不错。部分企业仍然正常工作，但为了能够如常出入办公室大楼，居民不得不在上班之前去排长长的队伍做核酸，并且得持有小区分发的、清楚地印着居民个人信息的“通行证”，才能出门，而上面甚至连个公章也没有。

焦虑的情绪在邻里之间飞快蔓延。有人抱怨生活的不便，有人担忧再封下去就会丢了工作，继而焦虑于每月高额的房贷。邻居们怨声载道，一点小小的事就可以引发物业群里长篇累牍的争执，甚至开始严厉监督是哪幢楼哪一户没有及时去做核酸。

对于普通的居民来说，早上五六点起来做核酸也好，随时随地准备好健康码、行程码、核酸报告再加上这个“通行证”也都没问题，即使身心俱疲，只要能按时走进办公大楼，卡上能够有正常的工资进来，填饱肚子，交上房贷。

我不用出门上班，很难真正意识到“非正常状态”的时间流逝，还是现在打开手机日历一天一天数：从3月12日在外跟朋友吃完饭回家，到5月18日苏州工业园区部分恢复堂食，我才发现猛然意识到，我竟然居家隔离了整整67天。

而这67天的隔离，主要是出于自发。既是因为外面无处可去，也因为我不想频繁地做核酸，出示报告和各种码，干脆就不出门。而这除了考验我的精神状态，在当时来讲，对我的工作几乎没有影响——出版社因为疫情无法正常推进出版流程、及时支付款项这些影响都是日后才慢慢“显形”的——所以，当我抱怨这些政策的不合理的时候，得到的也只有家人用息事宁人的口吻说出的那句话：“可是你又不用上班。”

或许，很早以前人们也已经发现，自由职业“自由”的很大一部分在于脱离一个被强制约束的“企业”或“单位”，每天上下班打卡，开会，汇报，完成上级的指令——统而言之，各种集中管理的行政手段。然而，企业单位也正是社会管理个体单位的重要环节，这样的关系在疫情下暴露得尤其明显。因为归根到底，工作本身就是社会运行系统的关键控制链条。

19世纪的英国社会学家边沁早就已经指出了工作伦理的核心，即“基于无条件服从的纪律规范，通过自上而下的有效监督，固化乏味的、规律有序的行为。”

于是职场中的服从性测试俯拾皆是。不要追问周报、日报的意义，重要的是做出向上级汇报的样子；不要质疑领导交代的任务，需要的是在统一回答“收到”后完成它。职场中也有酒桌文化的恶习，大部分在职场工作的人，无论背地里如何咒骂领导，到了酒桌上，多半还是会为了生计忍下这杯酒。

而在疫情防控下，通勤的每一道关卡要扫码，进出公司要核酸证明，任何出行动态要上报公司，如果出现感染病例整栋写字楼都可能要集中隔离......行政单位和权力机关可以通过企业更方便地追踪、监测、管控这些朝九晚五的工作者，结合大数据更好地实行人员管理。在这场更大的、社会层面的服从性测试下，大部分的“打工人”没有别的选择。

于是，当一个成年人从最重要的社会单位脱节，也就意味着从最核心的测试考场中剥离。有网友曾经在谈及辞职后的感受时表示：“失去了工作身份以后，都不知道怎么向别人介绍自己。”不进公司，不交社保，不被纳入社会体系，自由职业者就这样成为了“暗影”中的人，可是烈日当空，烤得人皮开肉绽的时候，或许反而只有“暗影”中的人还能自如行走。

自由职业者实际上是最大限度地逃离了制度规训和控制的管理网络，所以相对于上班族，在疫情下勉强获得了一些自由的能力，免于被一层一层捆绑，在被忽略的“隐形”中得以喘息。

但也十分“勉强”。毕竟，巨大的社会机器上还有其余齿轮在不息运转，人们仍然被其他集体单位捆绑着，比如行政街道、社区，甚至是你正义的邻居。

而且，不是所有的自由职业者都能像我一样足不出户地创作和生产。很多工种的特性也决定了他们必须外出，在开放的空间里，面对开放的受众。L在封控期间没接到任何新的工作，只能在家做一些零散的剪辑，入不敷出，与此同时，之前的项目打款还迟迟没下来。对于L来讲，摄影师这行，其实就是在团体和个体状态之间来回切换，而他明显感到，疫情之后，身边的自由摄影师越来越多了。

三年多的停摆和反复造成了经济增速放缓，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行业环境临近冰点，互联网裁员潮也来势汹汹。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大厂”便频频传出裁员消息，到了2022年，业务震荡更为剧烈，腾讯、百度、京东、滴滴等互联网巨头均进行大幅裁员，动辄便高达20%的比例。同样遭受政策压力的教培行业、影视行业也苦不堪言，大大小小的文化娱乐公司在持续亏损，作为行业下游的网络文学市场也并不景气......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升至5.8%，已经打破了疫后两年以来的记录，也打破了“十四五”规划的愿景准线：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随后的4月更是飙升至6.1%的高点，虽然情况在全面推动复产复工后有所好转，但稳经济稳就业的路途仍然遥远且模糊，而上半年失业率均值处于5.7%的高位，还高于去年同期。

政策收紧，行业收窄，企业用工需求收缩，总体就业压力居高不下。然而与此同时，2022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1076万人，还有80万拟回国就业的留学生。数千万的求职者，在寒冬中寻找方向，迁徙，漂泊或是逆流。

自由职业变成了应对的策略，成为一件蔽体的衣物，一处临停的港湾，但这种状态，与其说是自由，不如说表达了自由最反面的无奈。那些金字塔底层的“自由职业者们”，真正的状态大多还是因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合适的单位，只能靠“打零工”过渡。

然而，寺庙一座接一座地坍塌，流浪的僧人越来越多，锅里的粥却快要见底。曾经“凭真本事见真章”的自由竞争建立在足够大的市场之中，一旦市场缩小，截断上游，自由职业者们就仿佛被搁浅的鱼，只能挣扎求生。

他们既无法选择能不能、要不要接这个活儿，也无法自由安排什么时候完成，更无力去谈自我价值的实现。或许，在工作中追求自由，本身就是一种“特权”的体现，而最无奈和最被动的自由职业者们和大多数两点一线的996社畜一样，还挣扎在基本生活和经济保障的边缘，并没有余力提出这个要求。

按照官方的说法，我国的“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而灵活就业根本不是一种选择，只是一种状态——没有以单位名义缴纳社保。这其中有多少是真正的自由职业者，有多少是互联网共享平台的外卖骑手、网约车车主，又有多少是失业、无业人员，不得而知。

在后疫情时代的迷雾下，可能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迫”成为自由职业者，也会有人因为自由职业“活不下去”而去找个班上。当然，还是会有幸运儿成功，也会有人因为这份工作在“暗影中”所保有的微渺尊严而继续坚持自我地“不正当”下去。

L从未后悔选择了自由职业，哪怕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他也喜欢这种更自由的生活状态，凭能力证明自己，一句“下次还找你拍”，客户会变成更多的客户。“只要你画得好，就能赚到钱。”Cico也依然保有这种信念。而自由职业时间最长的我，对此只有沉默——我依然有热情，但也认识到，三年的职场空窗期，我已经没有退路，所以只能继续相信下去。

自由职业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是否还能成为通往财务自由和个人意志自由的通途，谁也无法说得清楚。唯一能够确认的是，自由在变得越来越昂贵——无论是通往自由的门槛之高，还是它的新意义，都反复确认了它的珍稀——而我们能赚到的钱，却越来越少了。

3月，我在个人的微博账号上发表了对于层层加码政策的质疑。当时，在大量“巨婴”“不懂事”的指责之外，一位陌生网友回复我：“我真羡慕你，我也想这么做，可是我要上班，我没有办法！”